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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人间故事20190105067]粪筐诗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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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5 23:41: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哪能不写诗?不写诗,怎么活下去。”他说完,转身回工棚,在被窝下翻开一块砖头,拿出一卷装订好的白纸本。我熟悉这个白纸本,我十几岁就熟悉它。它是他的阴魂。
配图 |《东柱》剧照








不是我母亲打电话来,我都淡忘了这个人。


“猪唇,你知道呗,就是那个喝了酒就哭的猪唇。”母亲在电话里说。


“知道,有什么事吧。”


“事是没什么事,昨天晚上,他的吊虫被人挑断脚筋了。”


吊虫,是猪唇的儿子。


而我,曾经是猪唇很亲近的人。






猪唇是杨绍全的绰号。杨绍全生于1965年,长我6岁。他嘴唇厚,笑起来两张唇往上翻,唇肉厚厚的,像猪唇。


杨绍全小时候还有一个绰号,叫牛X。等上学了,谁叫他牛X,他就摸石头砸谁。他父亲“羊头”是个种田的读书人,在猪唇十来岁的时候便早早走了。


“杨绍全,你生错了地方,不应该生在枫林。”我父亲说。猪唇做石匠那几年,他还没结婚,常来和我父亲喝高粱酒,一碟花生米、一碟剁椒和一碟卤水猪耳下酒,喝得有滋有味。喝不了两个回合,杨绍全翻起嘴唇,说:“老叔,你看问题,入木三分。”


我父亲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善酒,也善言,讲来山起水(吴方言,指讲话有源头,不乱说),缘起转合,听的人不时地点头。


杨绍全喝不了两杯,就坐在长条凳上嚎啕大哭。至于哭什么,我们也听不懂。他拍打自己大腿,唱嘤嘤啷啷的歌。唱得浑身瘫软,趴在八仙桌上,睡得鼾声四起,涎水四溢,满头大汗。


他醒来,我们问他:“你唱什么啊,唱起来像个道师。”


他惊诧又疑惑,说:“我唱歌了吗?我会唱歌?不可能,我只会写诗。”他翻起嘴唇,摸摸自己宽宽的额头,低低哼起不着调的锣鼓调,出了我家大门。




“只会写诗”的杨绍全是村里的笑话。


我不愿读书、贪玩时,我母亲常责问我:“猪唇是你榜样啊?读了高五,做个石匠还是半把茅柴刀。”


这是因为在八十年代,杨绍全高中读了两年,又补习了三年,最终哪怕是一个中专学校,也没考上。


而这一切,不是因为他不爱读书,而是他太爱读书了。






杨绍全小学毕业后,在小镇的二类完中(初中和高中合办,读五年)就读,这里大部分老师是下放农村又放弃返城的知识分子,名牌大学出身。


杨绍全作文写得好,他高一的语文老师张爱羽特别喜欢他,对他说把文章写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杨绍全也“不负所望”,不久之后,在学校文化廊,便做了“高一(四)杨绍全同学作文展”。红纸边框,蓝纸边线,请镇里的书法家写的魏碑通栏大字,招人眼,还有几个女同学暗地里塞纸条给杨绍全。那时在学校,可以不知道校长,但不能不知道杨绍全。


学校有一个不大的阅览室,有四排书架,藏书不多,却有很多好书,也有很多刊物,如《诗刊》《人民文学》等。杨绍全买来白纸,一张大白纸裁十六张,装订起来,把刊物上的诗歌抄录下来。


学校在小巷里,小巷尽头,是一片田畴,田畴靠南的边界,是饶北河。下午放了学,杨绍全便穿过小巷,去河边背诵抄录的诗歌。


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学生。星期天他来我家,在我厢房里,挺拔地站着,把衣领拉直,清清嗓子,手夸张地举过头顶,朗诵北岛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


朗诵完了,他说:“你怎么不鼓掌呢?”我啪啪啪鼓掌。


他双手一摊:“这首诗会成为千古名诗,北岛把一个时代全写进去了。”


我景仰地看着他,傻子一样。厢房光线暗淡,蒙蒙的光,灰白色,塌在他清瘦的脸上。


他有很多抄录本,厚厚的,一粒一粒的字,用绢蓝色墨水写成,生长在白纸上,如稻田里幼青的禾苗。在这些抄录本里,我知道了普希金、松尾芭蕉、拜伦、莎士比亚、歌德。


每学年的学校文艺晚会,杨绍全的诗歌朗诵是保留节目。他穿一套军绿色的衣服和一双泛白的解放鞋,白衬衣的衣领翻出来,意气风发。他朗诵北岛的诗,朗诵舒婷的诗,当然也朗诵自己的诗。






有一次,他来到我家里,拿出一张报纸给我父亲看,显得很神秘。


“在《赣东北报》发文章了?村里还是第一个,乡里也是第一个。” 我父亲戴一副老花眼镜,对着油灯看着报纸,露出了山茶花一样的笑容,来回看了几遍,又说,“写什么呢?又没标点符号,又不连贯,‘啊’字太多了,动不动就‘啊’。”


杨绍全捂住嘴巴的手抽开,拍拍我父亲肩膀,说:“叔,这是诗!诗,你知道吗?”


我父亲嘿嘿笑起来,说:“诗,怎么不知道呢?我4岁会读《望庐山瀑布》了,李白的诗,一读就懂,你的诗,读不懂。”


17岁的杨绍全眼里带着光说:“这是新诗,叔,是新诗。”


后来,村里凡是读过高小毕业的人,都看了这张报纸。村委会有这张报纸,好几份。村书记把报纸张贴在村口公告栏,装了玻璃框。杨绍全母亲在公告栏下,见了路过的人,说:“你看看,我绍全发了诗歌了。”


路过的人,有不识字的,他母亲说:“我读给你听。”


读完了,他母亲扶着墙哭:“羊头啊,你走得那么早,你快活了,撇下我这孤儿寡母的……”






杨绍全写得多,一直都在四处投稿。每个星期五中午,值班室的瘸子张师傅喊:“杨绍全,有你的信。”


小镇偏远,邮政一个星期送一次信件。二楼走廊晒太阳的同学,看着杨绍全取信,说:“杨绍全,是不是又发表诗了,记得请我们吃馒头。”食堂里的馒头5分钱一个,只供应教师,有多余的,学生才可以买。白花花冒热气的馒头,不是有钱就可以吃得上的,更何况没钱。


在《赣东北报》发一首诗,有3块钱稿费。每个月,杨绍全都能收到三两张汇款单,有3块钱,有5块钱,最多一次收过15块钱。


然而信件更多是退稿信。退稿信写在小便签上,工整,简洁,热情洋溢。


收一次退稿信,他熬一个通宵——写,写,写。写到自己趴在课桌上。这个“自我惩罚”,也让杨绍全几乎把时间都用于写小说、写诗歌,一本一本地写。数学老师找他谈了好几次,说是只学语文,数学跟不上,也考不上大学,诗人梦也是空的,然后还以陶渊明的例子告诫他:“哪有种田的诗人呢?陶渊明还做过县令。陶渊明种田去了,豆也种不好,儿子饿死在怀里,这是造孽。”


杨绍全看看老师,说:“人生就是要风雨兼程。”


老师恶狠狠地瞪眼,说:“没见过比你更迂腐的人。”






就这样,在1983年杨绍全迎来了他的第一次高考落榜,数学只考了23分。他母亲把他买来的小说,引了灶膛火,全烧了。


第二年,高考落榜。数学考了21分。他母亲把他写的诗烧了,在他父亲坟前烧,一边烧一边哭。他母亲要烧他留存的报纸,他瘫坐在地,抱着报纸,说:“我不写了,我去考大学”。


第三年,高考落榜。数学考了19分。他再也不去学校了。他母亲一个多月没出家门。出家门时,鬓发全白。这个叫全枝金的女人,才40出头。杨绍全扛着打谷桶,去割稻子,撇着脚走,歪来歪去。


他母亲看着儿子这副样子,长叹一声:“你以后做什么营生呢?羊头啊,你为什么走得那么早。”


这年暑假,我即将去县城读师范学校,成日无所事事。父母也不叫我砍柴了,我就在枣树下读书。全枝金带着她儿子,到我家里,坐了小半天也不说话。


我父亲安慰她:“再去补习一年吧,牛头不烂多灶火。”我父亲还以为她是来借学费的。杨绍全低着头,手指不断地抠膝盖上的补丁。全枝金看看我母亲,欲言又止。


“绍全是不是想找事情做啊,他是个读书人,手脚不适合种田。”我母亲看看我父亲,又说,“要读书,也早些定,过两天就开学了。”


全枝金拧了儿子的耳朵,说:“你自己说。”


“我想去小学做一个代课老师。”杨绍全说得吞吞吐吐。


“这事,我哪能做主呢?”父亲有点意外,他当时在村里主事,“这村里开会定吧。当了老师,你别谢我。当不了,你也别怨我。我尽力。”








几经周折,21岁的杨绍全当上了临时代课老师。


小学在村后的山坳里,四周没有房子,也不通电,学校里有一栋二层楼房,一栋矮房子。矮房子有一间烧水房,有一间值夜房。杨绍全住进了值夜房。


我家离小学300来米,有次家里来了客人,我就去和杨绍全搭铺。他才20出头,看起来像个30岁的人,胡子拉碴。他抽烟,烟灰也不弹。烟灰落在衣襟上,落在衣袖上,白白的。


他坐在床上,靠着墙,叉开双脚,吸着烟,说:“总有一天,我要去找舒婷,找北岛,我要带上我的诗。”


我说:“找他们干什么呢?”


“找他们干什么?你知道吗?他们是大诗人。请他们看看我的诗。我想知道自己的诗,到底写得怎么样。”他说完,就开始朗诵自己的诗,先是坐着的,朗诵一会儿,他站起来,在床上走来走去,打一双赤脚,在雨廊里朗诵北岛的《雨夜》。


当水洼里破碎的夜晚
摇着一片新叶
像摇着自己的孩子睡去
当灯光串起雨滴
坠饰在你的肩头
闪着光,又滚落在地
你说,不
口气如此坚决
可微笑却泄露了内心的秘密
......


我坐在房间门口,看他双手挥舞。也是雨夜,轻轻的,窸窸窣窣的雨。水光映着他的脸。我平生第一次抽了一支烟。






这一年,冬天的雪特别大。一朵盖一朵,一山盖一山。我又去搭铺。我喝了些酒,杨绍全给我讲诗,我也不理会,上床就睡着了。睡了半夜,我醒来,雪花从窗户的漏缝里吹进来,落在木桌上。油灯罩在一个白纸筒里。纸透出稀薄的光,淡淡的蔼黄色,吹进来的雪粉碎,发出荧光。


我是冻醒的,被子太薄。杨绍全披一件破旧的棉大衣,坐在桌前写东西。他的身子挡住了半个窗户,碎雪落在了他头上。我喝了一大杯热水,说:“你写什么呢?明天写不可以吗?”


他也不应我。烟从他额前冒出来。地上都是八分钱一包的“朝花”烟头。我靠在床上,看着窗外飞舞的雪花。我从桌上,拿了一本《人民文学》,翻了翻,扔回去,捂着被子,沉沉睡去。没睡一会儿,他用雪抹我脸,说:“写好了,写好了,你读读。”


我坐了起来,轻声读了起来:


雪是一垄油菜
擦去了冬夜的黑暗
父亲埋在油菜里
我埋在黑暗里
盆地是一个将朽的果盘
埋着河流和信使
……


读完了,我又继续睡。


我不懂诗,但这几行诗,像雪花一样堆积在我心里。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这第一节。






第二年暑假,杨绍全去了一趟厦门,待了两天,又回来了。谁也不知道他去厦门干什么。他背了一卷草席和一个帆布包,帆布包里有衣物、馒头和自己的诗稿。


很多年之后,他和我谈起这趟厦门之行。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小镇。他坐了半天的客车,到上饶火车站。火车站到处是煤灰,站前有一伙一伙穿喇叭裤留长头发的青年,这让他害怕。他把积了一年的稿费,35块钱,套进信封,塞在解放鞋垫里。


他第一次坐上了火车,在落日时分,从上饶出发。他一直记得哐当哐当的火车声。车上挤满了人,他把草席铺在座位下,抱着帆布包,睡了一夜。下火车时,已临近中午。


他买了一张“厦门地图”,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了鼓浪屿渡口,坐渡船上岛。他知道诗人舒婷住在鼓浪屿,但门牌号码不知道。问了一天,也没问到诗人舒婷住哪儿。在岛上睡了一夜,又去了厦门大学。


这是他老师张爱语的母校,鲁迅也在这里工作过,这让他激动。他花了3块钱,请照相的人拍了一张照片。他穿一件白色的汗衫,汗衫上还印着周润发的头像,他站在“厦门大学”的匾额下,露出了灿烂的笑脸。


晚上在厦门大学草地,铺草席睡觉,被保安赶了出来,这让他沮丧。他又回到火车站,在候车室睡了一夜。


谈起这些事,他的语气依然激动。






在小学代了两年课,杨绍全就被解聘了。乡村代课老师分两类,一类是赤脚老师,可以考师范教师班,读三年,转国家编制;一类是临时代课老师,不再聘用。


杨绍全去过几次乡政府,恳请留教,乡政府不同意。临时代课老师一年工资360块钱,年终一次性发。杨绍全对乡教办的负责人说自己只要一半的工资,也愿意在小学教书。负责人则以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政策问题打发了他。


杨绍全从乡政府回来,在我家坐到了半夜,也不愿走。我父亲也不知道说什么,反复说:“一天一块钱,也没太多值得留恋的,做手艺,一天有一块五,还包饭餐,下午有一个点心吃。”


杨绍全仰起头,看着挂在壁板上的15瓦电灯,怔怔发呆。


杨绍全像他母亲——虾公背,宽额头,粗眉毛,头发多得可以打结,除了厚唇,还厚手掌、厚脚板。厚脚板的人命苦,但走路挑担的人,却要厚脚板。可杨绍全的虾公背,却挑不了担。


这年秋收后,他便去学了石匠。






学手艺的东家客气,叫他杨绍全老师。他摆摆手,说:“不要叫杨老师,叫杨伙计。”


有人见杨绍全挑着石灰桶,拿着泥刀上工,大声叫:“杨老师,不去上课,挑石灰桶干什么?”杨绍全面红耳赤。


也有人叫:“猪唇,读了那么多书,和我们拿泥刀的人抢饭吃啊。”杨绍全把头低到裤裆里。


学徒工资,一天7毛,由师傅开。师傅见他体弱,家境过于一般,开他8毛钱一天。杨绍全学了一年半就不学了。手艺不精,只学了半把茅柴刀。村里请他做大工的人都没有。


他只会垒矮墙,粉刷石灰,夯地,打地梁,做猪圈。封墙,砌灶,架桥,他都动不了手。墙封到一人高,会塌下来。





一个邻村的包工头,在德兴铜矿包了土建工程,要请30多个石匠,5块钱一天,包住不包吃,工资10天结一次。村里的石匠大部分都去了,杨绍全挑着一担铺盖,也去了。


我一个初中同学在这个铜矿开矿车,叫了我几次,去矿里玩。寒假,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搭过路的大货车去了。


铜矿在一个山窝里,四面环山。矿部在泗洲镇,夜晚的风灌进来,梭鱼一样游动。玩了两天,也没什么好玩。我想起了杨绍全,问同学我们郑坊镇的人在哪个矿区做工,同学说在镇边上的祝家。


吃了晚饭,我一个人沿河边往祝家走。河狭窄,散发腥臭味。垂柳落得一片叶子也不剩。风冰冻了似的,凝固在皮肤上。到了祝家,见路边有一排塑料皮布搭的工棚,亮着灯。我进去,见两个人正坐在砖头上吃饭。


我问:“你知道郑坊人在哪个工地做事吗?”


一个人端着铝盒的人,站起来,说:“你找我?”灯有些晃,看不清人脸,但声音听出来。


我说:“杨老师,运气好,一下子找到你了。”


工棚里,有一个小锅,架在四块砖头上,锅里嗞嗞嗞冒着油烟气。锅里是白菜,和不多的肉片。


“你都没地方坐下,我们一起去馆子店吃个饭。” 杨绍全看看脚下,放下饭盒,对一旁工友说,“我们是邻居,我陪他找一个地方坐坐。”






出了工棚,我问:“你还写诗吗?”


“哪能不写诗?不写诗,怎么活下去。”他说完,转身回工棚,在被窝下翻开一块砖头,拿出一卷装订好的白纸本。我熟悉这个白纸本,我十几岁就熟悉它。它是他的阴魂。


我说:“你在工棚里写诗?”


他说:“写诗需要办公室吗?”


他说:“砖头可以当枕头,可以当桌子。在砖头上写诗,中国没几个吧。”


在小店门口,他掏出两块钱,说:“买一瓶高粱酒去喝,再买一包花生和榨菜。”


他的指甲有黑黑的泥垢,他宽大的厚厚的手,第一次被我握住。他的手很暖和,似乎冒着小锅里的油烟气。我鼻子发酸,不知为什么。


我说:“我不会喝酒,回家了,你去我家喝,我爸吊了一缸高粱酒。”


在河边,我们来来回回走了两趟。我们说了很多话,可我没记下来。他戴一顶棉帽,身子略显佝偻。他裹在身上的大衣,我熟悉,蓑衣一样的大衣,曾遮住了半个窗户的大雪。


回到同学的宿舍,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站了好久。天空填满了污泥,漆黑漆黑。我仰着头看,看了好久,也没看到一颗星星。








1989年县城里开了诗会。


这是新时期以来,县里召开的第一个诗会。诗会在一个单位内部招待所召开,三十多人。我是作为学校文学社代表参与其中,杨绍全也参加了,他是乡文化站推荐参会的。


会议日程安排了三天,有交流会、研讨会、朗诵会。主办单位还请了刊物编辑来讲课。讲课的编辑是个老同志,内容是批判朦胧诗,把北岛、杨炼、顾城当作一堆狗屎。


课没讲到一半,杨绍全把编辑的桌子掀翻了,跺着脚,说:“你知道什么叫诗歌吗?你知道北岛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吗?我想用泥刀把你剁死。”


他被主办单位轰出了会场,我送他去汽车站。这是他第一次来县城,毛喳喳的头发窝成一团。


一路上,他反复问我:“这些都是写诗的?写《村妇》《山里人家》《家乡的小溪》,听他们朗诵,我都想吐出来。”


我说:“我一个学生,哪懂这么多,我是来瞎起哄。”


他说:“诗歌是他们的胭脂,他们对于诗歌却是一种毒害。”


到了车站,我送一本《五人诗选》和两本厚硬皮抄给他,说:“好好写诗吧,也好好生活。”


车驶出车站,我还站在路口。中巴车摇摇晃晃,穿过十字路口,穿过丘陵间的甘蔗地,灰尘高高扬起。我一时无措,不知是回学校,还是继续去诗会。夕阳坠下地平线,余晖斜长,稀稀寥寥的街道,风扫来扫去。






1995年,我调往上饶市工作之后的第二年,杨绍全来我这里玩过一次。他坐了50多公里的班车,在沙石公路上,颠簸了3个小时,特意来找我。


这年他30岁,还没结婚。


我单位宿舍在僻远的郊区。当时我刚从广州回来,在填写报销单。门房的师傅打电话来,说有一个叫杨绍全的人找我。


我接他上来,在客厅,他拘谨地坐着,皮鞋头有些开裂,穿一件猩红色的夹克。我们坐了一会儿,带他去“知青农庄”吃饭。他说他想看看诗歌刊物,好多年没看过诗歌刊物了,一直在外地做工,订了刊物也收不到。我便和他说,待会儿回我宿舍去拿,带一些回去。


我们在宿舍,聊了半夜,喝了半箱鹰牌听装啤酒。第二天,我用蛇皮袋装了两大袋刊物给他。我每年订二十几种国内知名刊物, 每天至少看三个小时杂志才睡觉。桌上、床上、书架上和卫生间的洗手池上,到处堆着杂志。


杨绍全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杂志。”






年终,他结婚了。他老婆是涧坞人,离我们镇不远。据母亲说,他之前相过很多亲,都没成。没人看得上他,还闹过相亲的笑话。


女方妈妈问他:“你除了做石匠,还会干什么?”


他说:“写诗。”


女方妈妈说:“卸尸?卸一次尸,收多少钱。”


在我们的方言里,写与卸,读音一样。杨绍全当时肺都气炸了。


村里有一个叫“四只脚”的姑娘,肥肥胖胖,嘴巴裂开,轻微弱智。杨绍全妈妈全枝金动了心思,想让我母亲替她去说亲。


我母亲说:“一代亲三代丁,你怎么这样没头脑。”


全枝金说:“有比没有好,怕儿子打单身。”


我母亲说:“你找别人去说,我不会说,你儿子一不傻二不痴,有灶就有锅配,你怕什么?”


后来,全枝金听说涧坞有一个职业媒婆,叫凤妈,没有她谈不合拢的婚事,方圆十里,姑娘后生,也没有她不熟的。全枝金托凤妈多次,给儿说个媳妇,然而说了两年多,凤妈也没说合上。


最后,凤妈对全枝金说:“你儿子长得糙了一些,脾气倔,但人厚道勤快,这样吧,我二女儿没出嫁,把二女儿许给你儿子吧。”


二女儿叫蓝英,就这样来到了杨家。杨绍全再也不出去做工了。







镇边上,有一个营房,管理和储藏粮油。营房注重文化建设,一直想找适合的人,负责出黑板报宣传栏、写单位材料,可一直没找到,镇里的宣传干事就推荐了杨绍全。一个月600块钱,加一个夜班10块钱,加一个白班30块钱,双休,享受节日福利。


杨绍全很满意这份工作,做事格外用心。每天骑一辆自行车,15分钟到营房。他开始戴帽子。一年四季戴,夏天戴太阳帽,冬天戴呢子帽。黑呢子帽没有帽檐,中间一个圆蕾,看起来像一个下山道士。


杨绍全在营房有一间办公室,和仓库的门房相连。工作也不是很忙,没事的时候,就躲在办公室写诗。






没过几年,杨绍全有了一双儿女。儿子叫杨少仑,女儿叫杨美仑。杨绍全去哪儿都背着儿子,儿子吊在父亲肩膀上,像一条吊虫,村里人就叫少仑“吊虫”。


蓝英是个舍得吃苦的人,和杨绍全一起下地种田。也是一个强悍的人,做房子、挑砖挑沙,她也一起干。一担砖40块,她从一楼挑上二楼,半天挑35趟,挑完了再做饭。杨绍全一担砖也是40块,挑一担得歇半支烟功夫。蓝英也不责怪他。他文弱,只有这个体力。


杨绍全家的房子建在柿子树侧边。柿子树高大,遮掩了半个菜园地。树前有一条小溪,小溪有石桥。石桥前,有一个丁字路口,是乡邻爱聚集的地方。


蓝英把一层楼房盘出来,开了一家器物店,卖酒缸、扫把、凳子、家用刀具、碗盘盏碟等,余房开了个麻将房。


买东西的人少,玩麻将的人多。玩一场麻将2块钱。麻将房夏天有电风扇,冬天有火盆,还供应热茶。四张麻将机,一般都是坐满的,麻将子啪啪响,很闹人。


杨绍全讨厌麻将。他对蓝英说:“开个杂货铺算了,开什么麻将馆呢,吵得我不安心。”


蓝英说:“你就想写你那个全村没一个人看的诗,别人写一副对联,还可以赚一碗猪肝面吃;写结婚联,可以赚两包烟;风水先生选一个吉日,还收两瓶酒……你写这么多年,我看你也没换上两斤面条,你就不想晚上守场子,做房子还欠了好几千,这样不赚那样不赚,你用什么还钱,还不了钱,大年三十桌上的猪头,都要被人端走。”


杨绍全拿起一根木棍,有些心虚,又有点不甘示弱:“我要把麻将桌砸了,钱欠了,可以慢慢还,这个麻将响起来,我脑壳都疼。”


蓝英从厨房里,摸出一把菜刀,说:“你敢砸麻将桌,我就敢剁你的手。”


杨绍全看着白晃晃的菜刀,软了下来,说:“为了多赚几块钱,你还真敢要老公的手。”






那以后,蓝英管白天,杨绍全管晚上。夜场一般在11点便散了场。也有输钱不愿走的人,说最后打4圈,打了4圈,又说再来最后4圈。


他坐在厅堂看书,看不了两页,有人喊:“杨绍全,冲一下开水。”


杨绍全拖一双棉布拖鞋,提一个开水瓶去给打麻将的人冲茶。开水瓶有3个,要不了一个小时冲完。冲完了,杨绍全有时也忘记烧水,摸着一本书,看得眼睛发直。


又有人喊:“杨绍全,冲一下开水。”杨绍全拎拎开水瓶,轻轻的。他打开煤球炉,烧水。煤炉一下子旺不上来,杨绍全被客人奚落:“你看书就赚得到饭吃,谁还会去太阳底下种田啊?你看了几十年也没看出个名堂,你追赶40来岁的人了,还没想清这个问题啊。”


被客人奚落了几次,蓝英就要烧他的书。灶是柴火灶,书纸发灶膛,呼呼点燃起来,纸焰舔着木片,灶膛一会儿就红起来。一本书发一次灶膛。


杨绍全看着老婆撕书,一页一页撕,也不敢发作。书撕起来,发出沙嘚沙嘚的声响。


4个月,他的书烧得一本也不剩。






这年春节,杨绍全来我家,和我父亲喝了一餐酒。有天,他又拎了一个大布袋来,布袋里有3个档案袋,一个档案袋装了6本誊写工整的手抄本。翻开看,是他自己定稿的诗集。


他把我拉进房间,说:“这几本诗稿,我藏在破棉絮里,蓝英没找出来,总有一天,她会找出来把诗稿烧了。你得替我好好保管。诗稿有一股霉气,可能是窝在破棉絮里太久了。”


我说:“这个责任太大了,我会单独锁在箱子里,也不让我爸找到。”







麻将馆一直在开,不能看书的杨绍全就在厅堂的墙上挂了一个电视。


他躺在躺椅上,盖一条小毛毯,听着麻将声,架起脚看电视。再好看的电视,他也看不了两集,闭着眼睛打瞌睡,歪着头,翻出厚厚的嘴唇。嘴唇不再是红红的,而是红白相间。


白天去营房,晚上守麻将馆,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多年。


待儿子吊虫上学后,杨绍全把他叫到身边,说:“我现在教你写诗,写诗是老师教不了的,你以后做一个大诗人。”


蓝英一把拉过吊虫,说:“千万别学你爸,写诗写到30岁还找不到老婆,你就是以后打流,也别去写什么诗,你就是去做一个讨饭佬,也别去做一个大诗人,我不能让你被你爸祸害了。” 惹得麻将客们一阵哄笑。


吊虫像他妈,粗壮,结实,黝黑,有一身好力气。






营房在2004年搬迁了,没了人,一把挂锁锁了门。


闲下来的杨绍全,除了守麻将馆,有更多时间下地干活,他头上顶一个粗篾青编的粪筐。他用粪筐当太阳帽,或当斗笠。粪筐可以装猪粪牛粪,也可以装草料白菜萝卜脏衣服。没东西装时,回来的路上可以捡干树枝捡烂铁。


粪筐大,身子小,人就显得变形。他手上握一把草刀,走路一摇一摇,粪筐一晃一晃。他是村里唯一顶粪筐的人。


2005年4月,县里请诗人舒婷来讲学。清明我回家扫墓,去杨绍全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正在打王炸,掰着扑克牌,皱着鼻子,香烟熏得他半眯着眼睛。


他扔下牌,给我泡茶,说:“我就不去了吧,她的诗,我都忘得差不多了。”


我再也没说什么。喝了一杯茶,起身走了。


柿子树离我家有一里多路,黑灯瞎火。我抬头看看天,星星不断爆出天幕,星星也不断隐于消无。水色的天光,有些荡漾。饶北河的风幽凉。


这是我最后一次去他家。






后记


后来,听说杨绍全的儿子吊虫2012年初中毕业后,在家混了一阵,便去了温州的地下赌场,跟着同村一个叫捞梨仔的人混场子,也真是应了他母亲当年的话。


2015年正月,我建新房,清理物件时,无意翻出杨绍全藏在我木箱子的三个档案袋。杨绍全的手抄诗集,有些霉变的气味。他黑色碳素的笔迹,在纸上,像一张模糊的脸。我叫侄子打电话给杨绍全,叫他来我这里。他骑一辆旧电瓶车,突突突,一下子就到了。


他眯着熬夜人惯有的通红眼睛,望望我,说:“啥好事?”


我拿出三个档案袋,说:“这是你的诗集,你拿回去吧。”


“你保管得这么好啊。我都忘记了。我留它干什么?你用它发灶膛吧,很好烧,一下就烧没了。”


他发了一支烟给我,拍拍身上的烟灰,档案袋也没接,说,“正月,客人多,店里忙,我先走。” 突突突,骑电瓶车就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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