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区明墓中的对联文化

丘比特

来源：《四川文物》2002
作者：张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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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60年代以来，成都地区先后发掘明代墓葬多处，有的相连成片，每墓一个、两个或三个墓室。在这些暮葬中，值得注意的是各个墓室两旁的门枋石上，大都刻有对联，数量甚多，内容丰富，成为这一时期墓葬文化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些考古发现的材料，不仅对研究成都地区的地理、地形变化历史以及墓葬本身的营建情形等有一定的帮助，对认识了解我国所特有的对联文化的发展尤其具有特殊的价值，应该是成都地区明代墓葬考古研究一个方面的内容。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材料却完全被忽视了，不仅没有人把它们收集起来作过专题研究，甚至连发表的简报中也极少报导。本文主要收集几十项过去没有发表过的有关材料加以整理公布，并作初步的分析考察，以便学界讨论参考。
    一、材料的发现和联文校录
    本文涉及的明墓对联材料，均为考古发掘所得，绝大部分出自四川省博物馆保存不曾发表过的田野发掘原始记录。材料的叙述，以单个墓葬为单位，葬地相同的放在一起，不按每个墓葬的年代先后为序排列。记录有明显错误或脱漏者，根据情况略作校补。
    1、1955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成都市北门外万佛桥附近的白马寺清理明代墓葬十座，其中六号墓较为完整，随葬品丰富，半月形门楣石上有“寿域”二字。据墓志记载，墓主“蜀府典服所典服正魏公讳本字存敬，祖贯成都荣华乡安乐院之世家”，生于明正统乙丑（1445）年二月十一日，死于明正德五年庚午岁（1510）四月六日，享年六十六岁，是四朝蜀王重用的太监。墓的前、后室门两旁均有门联。前室联文：
    青山绿水千年趣；
    明月清风万古春。
    后室门联：
    甲子岁新开寿域；
    已（乙）丑年大备工程。
    这是目前我们看到唯一正式发表的成都地区的两副明墓对联，“己丑年大备工程”，“乙丑”简报与原记录皆作“己丑”。“甲子岁新开寿域”，本是说生墓选择了干支纪年中第一个年份甲子开始修建。墓主魏本死葬于正德五年（1510）之庚午，正德五年以前之甲子年为弘治十七年（1504），时在墓主死前七年。“乙丑年大备工程”，是说墓室在甲子年开工修建之后，到“己（乙）丑年”正式建成竣工。弘治十七年（1504）后至正德五年（1510）之间，有乙丑而无己丑，该墓就是在开工后第二年即弘治十八年乙丑年（1505）完工的，早于魏本去世五年。弘治十七年（1504）后的己丑年为嘉靖八年（1529），下距魏本入葬已十九年。既称“寿域”，便不会在死后十九年才建成，也不可能前后用了二十六年时间才建成这座生墓。原记录的“己丑”显系“乙丑”之误，今予以校正。
    2、1953年成都市外北白马寺附近，清理明墓二座（其中一座被毁），墓主王璠生前为明蜀王府贵官，墓的具体年代不详，墓为前后两室。前室联文：
    附郭佳城，建千年之寿圹；
    灵源福地，接九里之来龙。
    后室联文：
    千载不磨磐石固；
    重门深锁洞天幽。
    3、1965年成都市外南红牌楼清理明墓三座，其墓向及形制基本相同。从墓葬中所出的买地券得知，三墓死者都是蜀王府中太监，分掌守门、服饰、膳食等职，其中两名姓谷，谷以用、谷以乔，另一名因字迹不清，不知名为何，他们虽出生时间不同，却都死于万历年间。其中三号墓为前后两室，半圆形门楣石上刻“洞天深处”四个大字横额。左右门枋上刻联文：
    乔松古柏千年在；
    寿域佳城万载悠。
    4、同上二号墓大门两旁也有门联：
    仙室春风静；
    瑶台化日迟。
    5、1963年清理成都市郊营门口公社化成大队相邻成排的明代砖券石室墓七座，墓向一致（坐南向北），多数墓葬有对联发现，一、二号墓联文因石质风化字迹不清。三号墓，墓主周□，四川金堂县人，明嘉靖年间蜀王府门付，亡于嘉靖四十四年。墓为前、中、后三室，前室门联文作：
    平地佳城居四友；
    参天古柏长千年。
    6、同上位于三号墓右侧的四号墓，墓室与三号墓大体相同。墓主高原，四川简州人，明嘉靖年间蜀王府门付，亡于嘉靖二十八年。前室门两旁行书刻写联文：
    乾元阖辟为四友，福；
    坤道气转运一灵，寿。
    中室门对联：
    静室之中安乐窝；
    知感贤人为我来。
    7、同上五号墓，墓主文山，四川仁寿县中坝人，明蜀王府中侍，卒于嘉靖二十年。前室门联：
    举头红日近，福；
    回首白云低，寿。
    中室门对联：
    洞门深锁碧窗寒，滴露沿（圆）珠点《周易》；
    清溪道士人不识，上天下天鹤一支。
    8、同上七号墓，墓主社庭芳，明蜀王府太监，亡于万历二十一年。前室门联：
    钟灵山水长春境；
    毓秀门堂不夜城。
    9、1955年成都市华阳桂溪乡砖瓦厂，清理明墓五座，皆被盗。其中二十三号墓为前后两室，墓主冯绍轩卒于明天启五年（1625）。前室门联：
    甲乙分门，身到九原思宠辱；
    松揪荫垄，枕安一席岁时长。
    后室门联：
    山□□□真堪去；
    身后知归即是仙。
    10、同上二十七号墓为前后两室墓，前室门上有一副对联：
    地接两江，瑞气绵绵千载厚；
    山连一脉，福泽悠悠万年长。
    11、1956年成都市华阳桂溪乡清理两座明代太监墓，分别编号二十八、二十九号墓。二十八号墓，墓主甯菊东，卒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生前为明蜀王府“飞鱼品服掌印奉正”。墓为前、中、后三室的砖券石室结构，前、中室两门均有对联。前室门联：
    四兽分明，结千里来龙之秀；
    五行生旺，协三元飞鹤之祥。
    中室门对联：
    仰威凤之嵯峨，屹然峻极于天之势；
    抱黄龙之胜概，沔（眄）彼朝宗于海之情。
    12、1954年成都市西南衣冠庙，清理明墓三座。一号墓墓主周冕，生前为明蜀王府信官，卒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墓为前、中、后三室，前室门联多漫漶不清，中室门联字迹尚大部可辨，文云：
    地接茂汶（加框）縻（加框）枣脉；
    江（加框）分锦水发源长。
    原记录上下联共有三字注缺，今斟酌文意试补如此。
    13、同上二号墓，墓主汪庭用，明蜀王府中贵官，卒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墓为前后两室，后室后壁有壁龛。门室门联：
    地脉源流，金水几回千古话；
    天文联秀，碧门深锁四时长。
    后室门联：
    地映鹤屿联夜月；
    山关龙脉动晴云。
    后壁龛联：
    一□春风山脉稳；
    半钧梧月□□□。
    14、同上三号墓，墓主谷朝嵩，明蜀王府信官，卒于万历十二年（1584）。墓为前后两室，后室有门联，前室无门联，不知是已风化损毁或记录漏缺。后室联文：
    水萦沃地乾坤老；
    月映苍苔岁月深。
    15、1956年成都市郊区尹公池（土桥）清理两座明嘉靖年间墓葬。一号墓为前后两室，前室联文：
    金泉龙集所；
    昆山凤聚城。
    16、同上二号墓前室门联：
    玄室隐高村，地脉远联岷岭秀；
    寿藏依古刹，水经萦抱[锦]江春。
原记录无“锦”字，字数与文意皆不相合，不知是原石脱刻还是发掘者漏录，今按文意试为补足。
    17、1954年清理成都市西郊瘟祖庙明墓三座。一号墓年代为明嘉靖年间，有门联：
    一身安顺循常理；
    九地韬潜尽大年。
    18、1952年清理成都市铁路工程线二仙桥铁路站场处明墓三座。二号墓葬于明弘治年间，墓主柯茂，生前为蜀王府典膳副。门刻联文：
    我有微妙法；
    世间所稀有。
    19、同上三号墓，墓主祁清，生前为明蜀王府典膳正，前门楣额刻“明蜀藩侍御藏玉之所”九字。门枋刻联文：
    龙虎盘旋生吉瑞；
    凤麟仰伏应祯祥。
    20、1957年清理成都市梁家巷侧青龙乡红花村明墓两座。一号墓葬于明崇祯十三年。墓分前后两室，前室门联：
    一镜照千里；
    八卦镇长春。
    后室门亦有对联：
    池涌琼莲辉王（玉）局；
    血凝碧水耀金绳。

21、1954年清理成都市东门外永兴乡明墓十六座，其中十二、十五、十六、十八号墓的前室皆有门联，但因石质风化已字迹不清，无法识读，唯第九、十、十一号墓门联保存完好，尚清晰可辨。其中九号墓墓主李朝，明隆庆年间蜀王府贵官。墓分前后两室，前室有联文：
    修篁古柏时呈秀；
    明月清风景最幽。
    中室门联：
    竟翠松惟柏；
    长存山与河。
    22、同上十号墓，墓主陈时钦，明万历年间蜀王府奉政大夫，卒于万历三十年。前室门枋石刻联文：
    紫气通潜溪涨□；
    碧霞常锁绮窗明。
    23、同上十一号墓，墓主赵义之，明万历年间蜀王府贵官。墓分前后两室，前室门枋石刻联文：
    山水盘旋光寿域；
    松柏蓊郁映佳城。
    后室亦有门联：
    平时已沾天赐盛；
    乾坤容得此身闲。
    24、1998年清理成都市三环路工程琉璃乡潘家沟十二组明末蜀定王及二妃墓，有联云：
    翠钿有因，四十载良缘，忽讶一朝成幻景；
    黄粱未稳，六十年好境，可怜一梦付东风。

数带横拖，若拱若朝，隐隐列成龙虎局；
    群阜直耸，如仪如□，明明尽就帝王居。

绿树隐新丘，风撼松声长夜话；
    青山埋秀骨，地钟精气万年灵。
    以上明代墓室门联共37副，出自二十六座墓中，墓主多数是明蜀藩王府中宦官，其年代最早者为成化，最晚者已至明代末年的崇祯，而以嘉靖、万历年间者为多。除一墓一联而外，属两室者多前后两室分别各有门联，一墓刻两联。如衣冠庙万历三十六汪庭用墓，不仅前后两室各有门联，在后室壁龛两侧也刻出联语，在一座墓中共刻出门联三付，可以说是凡门皆有联了。由此可见，在上述一墓两联的材料中，属两室以上的墓葬，可能当年刻联也不只一副，只是有的没有能够全部保存下来罢了，至少部分情况是这样。
    此外，明墓出土的买地券背面多刻画八卦图象，并附“天星生贵子；八卦望儿孙。”“山神守护（护祐）；地脉扶持（来迎）。”“九星扶地脉；八卦镇山川（乾坤）。”之类的联文。有的券联，还讲述了其他方面的内容。此种文字虽不是门联，但同样出于墓葬，内容大都与葬墓堪舆有关，显然是由墓葬门联派生出的产物，也应属于墓联的一种类型。限于篇幅，将另文专论。
    二、部分联文词汇典故考说
    “佳城”  墓联中多见“佳城”一词，如白马寺王璠墓联称“附郭佳城”，红牌楼谷以用、谷以桥墓联称“寿域佳城”，营门口公社化成大队嘉靖四十四年周□墓联称“平地佳城居四友”，成都永兴乡十一号万历年间赵义之墓联称“松柏蓊郁映佳城”，等等。佳城即葬墓之地，最早见于晋葛洪《西京杂记》。该书卷二记载：“滕公驾至东都门，马鸣跼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椁。滕公以米照之，有名焉，乃以水洗写其文，文字皆古异，左右不能知。以问叔孙通，通曰：科斗书也。以今文写之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佳城”为墓地之代称。此后即被广为援用。
    “九原”  成都华阳桂溪乡砖瓦厂二十三号天启五年冯绍轩墓前室门联有“身到九原恩宠厚”之语。“九原”为山名，在今山西新绛县北，也作“九京”。《礼记·檀弓下》：“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又：“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郑玄注：“晋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盖字之误，当为‘原’。”后世因称墓地为九原。南朝梁沈休文《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诗中有：“谁当九原上，郁郁望佳城”之句，就是这个意思。
    “寿域”、“寿藏”、“寿圹”  “寿域”、“寿藏”、“寿圹”为上述明墓联语中常风之语，如白马寺正德五年魏本墓后室联称“甲子岁新开寿域”，红牌楼谷以用、谷以乔墓联称“寿域佳城”，尹公池（土桥）二号嘉靖年间墓前室联称为“寿藏依古刹”，成都永兴乡十一号万历年间赵义之墓联称“山水盘旋光寿域”，成都市外北白马寺王璠墓前室联称“建千年之寿圹”。白马寺六号正德十一年墓，除了后室门有“甲子岁新开寿域”的联语之外，门楣上亦刻“寿域”二字。“寿域”即是“寿藏”，为生时预营的墓穴，称寿是取生墓建成祝愿墓主长寿之意。《后汉书·赵岐传》：“（岐）年九十余，建安六年卒，先自为寿藏。”梁刘昭注：“寿藏，谓冢圹也，称寿者，取其久远这褐 也。犹如寿宫、寿器之类。”
    “玄室”  成都市郊区尹公池（土桥）一号嘉靖年间墓有“玄室隐高村”的联语。东汉张衡《司徒吕公诔》：“归于幽堂，玄室冥冥，修夜弥长”。西晋武帝妃左芬作《杨皇后诔》：“乃考龟筮，龟筮袭吉；爱定宅兆，克成玄室。”玄室即墓室。
    “洞天”、“福地”  成都白马寺王璠墓前室联文称“灵源福地，接九里之来龙”；后室联文有“重门深锁洞天幽”之句。成都外南红牌楼三号墓前室亦刻“洞天深处”四字门额。洞天、福地皆道教的说法，有所谓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称。唐末五代著名道士杜光庭著有《洞天社地岳渎名山记》之书，谓洞天、福地乃神仙居处，“皆高真上仙主统以福天下，以统众神也。”并具体记载了“十六洞天”、“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所在的道教名山之名称。
    “四友”  1963年成都市效营门口公社化成大队所清理的相邻成排的七座明墓中，三号嘉靖四十四年周□墓联云：“平地佳城居四友”。同上四号嘉靖二十八年高原墓，也有“乾元阖辟为四友福”的联语。《三国志·吴志·孙登传》：“权称尊号立为皇太子，以诸葛恪为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正都尉，是为‘四友’”。又《晋书·宣帝纪》：“魏国既建，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懿）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朱铄号曰四友”。“四友”是说四位在一起工作而关系特别好的同事。“四友”此处在群墓墓联中出现，应是指四个彼此关系很好的人同葬于一地。上述三、四号墓墓主是蜀王府门付，此外，再从此处墓葬另外五墓的资料分析，其余二人可能是死于嘉靖二十九的一号墓墓主江祥，和死于嘉靖二十二年的二号墓墓主方英，同是蜀王府门付。四墓相连而从墓主年代、工作相同来看，四座墓葬是在墓主生前相约连在一起同时建成，只是死亡的时间有早有晚，入葬的日期先后不同而已。
    “玉局”  成都青龙乡红花村一号崇祯十三年墓后室门联有“池涌琼莲辉玉局”之语。玉局即道教所称古代教区之一的玉局治（化），位于成都南郊。唐天复元年（901）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记载说：“玉局化，五行水，节白露，上应翼宿，丁未、辛未人属。成都府南一里，一名玉女化。老君、天师永寿元年降此。地涌玉局，因以为名。”
    “四兽”  成都华阳桂溪乡嘉靖三十四年（1555）甯菊东墓前室联文有“四兽分明，结千里来龙之秀”之语。古代“四兽”是指青龙、白虎、白雀、玄武四种代表方位之神，后来为道教和风水堪舆术广泛吸收。旧传为东晋郭璞所著《葬书》记载：“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婉蜒，白虎驯俯。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衔尸，龙踞为之嫉主，玄武不垂者拒尸，朱雀不舞者腾去。”明代缪希雍在风水专著《葬经翼》中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称为“四兽”。《葬经翼·四兽砂水篇七》：“夫四兽者，言后有真龙来往，有情作穴，开面降势，方名玄武垂头，反是者为拒尸，……名朱雀祥舞，反是者腾去。贴身左右二砂，名之曰龙虎者，以其护卫区穴，不使风吹，环抱有情，不逼不压，不折不窜，故云青龙婉蜒，白虎驯俯，反是者为衔尸，为嫉主。”所谓“五行”“四兽”在风水堪舆中都是讲“龙”或“砂”的。
    “威凤”、“黄龙”  成都华阳桂溪乡嘉靖三十四年（1555）甯菊东墓有“仰威凤之嵯峨”及“挹黄龙之胜概”的联语，这里的“威凤”当指威凤山，即今之凤凰山。明天启《成都府志》卷二，山川志：“威凤山，治北二十八里，一名石斛山，蜀后主禅，尝习射于此，又名学射山。”“黄龙”大概就是现在的双流县之黄龙溪。
    “一镜照千里；八封镇长春。”  成都北门外青龙乡红花村一号崇祯十三年墓前室门联：“一镜照千里；八卦镇长春。”文字特殊，当是墓室室顶或前、后壁上嵌有镇墓的“八卦长春镜”。明代墓室顶或前、后壁上嵌镇墓铜镜，为成都地区常见的葬俗，传世铜镜中有所谓的“八卦长春镜”，与联文内容相合。
    三、联文内容的综合考察
    这些对联，内容丰富，具有不少显著的特点。如“青山绿水千年趣；明月清风万古春。”“甲子岁新开寿域；乙丑年大备工程。”等等，诸联或叙建墓工程岁月之事，或表感主人知遇之恩，或描绘墓地清幽景色，写情写景，随事而发，难以类归。除了这些零星内容之外，绝大部分材料主要集中反映以下四个方面的历史情况：
    1、墓葬的生墓性质和生墓习俗的盛行。本文讨论的明墓联文中，直接说明墓葬的生墓性质者尚数量不少。一种情况是带有“寿域”、“寿藏”、“寿圹”等词的，另一种情况是带有祝愿墓主长寿的，都属于这种情况。在这批墓葬中，即使联语中没有这两文面的内容，实际上绝大部分也都应该是生墓。营建生墓这一习俗，秦、汉时已经出现，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这些墓联，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明代成都地区生墓习俗的流行。不过，生墓的建筑，必须以墓主的身份地位和一定的财力为前提，温饱都无法保证的穷苦百姓，自然是没有条件来营建生墓的。这些墓葬的主人，从墓志和买地券的文字记载看都是明代蜀藩王府中人，除了两个王妃之外，几乎全都是内宫太监，他们（主要是太监）地位虽然不高，毕竟和一般贫苦百姓不同，是有条件建筑生墓的。这些反映生墓习俗盛行的墓联地存在，应与明代成都为蜀王藩府所在地有关。
    2、风水堪舆葬墓术的盛行。如成都市外北白马寺王璠墓联文“灵源福地，接九里之来龙”。华阳桂溪乡嘉靖三十四年甯菊东墓联：“四兽分明，结千里来龙之秀；五行生旺，协三元飞鹤之祥。”，万历三十六年（1608）汪庭用墓联“地脉源流”，“天文联秀”，“山关龙脉”。成都市郊尹公池（土桥）嘉靖年间墓联“金泉龙集所；昆山凤聚城。”成都市二仙桥祁清墓联：“龙虎盘旋生吉瑞；凤麟仰伏应祯祥。”琉璃乡潘家沟蜀定王二妃墓联“数带横拖，若拱若朝，隐隐列为龙虎局。”“地钟精气万年灵”。其中的“地脉”、“天文”、“来龙”、“龙脉”、“龙集”、“凤聚”、“龙虎盘旋”、“凤麟仰伏”、“五行生旺”、“若拱若朝”、“地钟精气”、“灵源福地”，等等，都是墓葬风水堪舆专门术语。而我们在前面考释部分提到，联中许多讲述墓葬的山环水抱地理形势方面的文字，实际也是属于这种性质的材料。这些联文内容，充分反映了明代墓葬风水堪舆术的盛行。风水堪舆最初本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针对生人居住“阳宅”而言，后来延伸到埋葬死人的墓葬“阴宅”。而用于阴宅葬墓的“风水”一词则最早见于前面提到的旧传为晋代郭璞所著《葬书》：“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阴宅风水的关键就是在天阔地远的茫茫自然界中，找出生气凝结的吉穴，从而使葬者得乘生气，子孙获福。风水堪舆术中又与传统的阴阳、五行、八卦相生相克的说法相结合，这在上述明代墓联中也都有所反映。大量有关联文内容，充分反映了明代成都地区墓葬风水堪舆术的盛行。
    3、道教的盛行。如成都市郊营门口公社化成大队嘉靖二十年文山墓联：“清溪道士人不识，上天下天鹤一支。”道士是指道教徒，鹤鸟则是仙禽。旧传为汉人刘向所著《列仙传》卷上《王子乔传》记载：“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王子乔传》亦有更为详细的记载。白鹤为仙人坐骑，故道教称鹤鸟曰“鹤驾”。此外，前面讲的这些联语中，许多讲到“瑶台”、“仙室”、“洞天”、“福地”等，都是指神仙所居之地，是把墓室当作了神仙窟宅，希望墓主死葬墓中之后能升天成仙。这些材料，反映了明代成都地区道教的流行和这种墓葬与道教信仰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4、对联文化的发达。从对联发展史的角度考察，对联起源于唐代，这是从最初作为一种修辞格的对偶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使用的对仗句。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在明代得到很大的普及，到清代才进一步发展成熟进入鼎盛时期。成都地区这批明墓对联的出现，是明代对联文化广泛普及的体现。以往有关对联的书中很少涉及墓联方面的材料，它的发现给古代对联文化发展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史料方面的空白。以上近四十副墓联，数量虽多，除少数几副之外，大都字数简短，意境平平，语言艺术不高，对仗驰不堪工整，属宽对一类。即使像蜀定王妃墓联：“翠钿有因，四十载良缘，忽讶一朝成幻景；黄粱未稳，六十年好境，可怜一梦付东风。”尽管意境颇佳，文词雅致，多有可取之处，其中“四十”对“六十”，“一朝”对“一梦”，也是不合格律的。这种情况，除了可能和墓主身份及地位的高低有关，加上这种性质类型的联文本为应景之作等方面的原因之外，在较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对联文化虽然比较流行，但发展还不够成熟。明代文献记载说：苏州文物商金克和在尚书俞士悦家对面开了一家文物商店，请沈周给写一副对联。沈周给写的对联是：“小门面正对三公之府；大斧头专打万石之家。”联文的意境本来很好，非常贴切，但“之府”与“之家”，“之”字对“之”字，却是不合规矩的。沈周是明代的大文人，著名的书画家，作起对联来尚且如此，在墓联中出现不少毛病，也就不必为怪了，这正是对联文化发展还不够成熟的表现，与上述大部分墓联所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不过，其中也有少数较好的。如“修篁古柏时呈秀；明月清风景最幽。”“仰威凤之嵯峨，屹然峻极于天之势；挹黄龙之胜概，眄彼朝宗于海之情。”“玄室隐高村，地脉远联岷岭秀；寿藏依古刹，水经萦抱锦江春。”等等，数联写景描情，文词雅致，对仗工稳，格律分明，反映由于当时对联文化的广泛应用，在艺术创作发展上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明代其他地区墓葬中的对联材料，包括门联和地券背面的券联，见于报导的极少，不知是没有引起注意，还是根本就没有发现。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墓联文化的发达则可说是成都地区明墓的一个特点，其原因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