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我的故事--文革篇

阿错

作为普通人，他的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没有值得人们谈论的话题。但是，不管是谁，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总是有许许多多值得怀恋和纪念的篇章。因为这不是作为名人或普通人的差别所在。正如有人说过：“伟人们看起来之所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

       一、百废待兴的躁动年代

     新中国的成立，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充满新奇和渴望的大事件。中国终于结束了有史以来战乱频繁的年代。无论是指挥千军万马的领袖,还是艰辛度日的平头百姓,都以急切的前所未有的热情建设新的生活。
50年代初期，对于紧靠嫩江的小城来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岁月。这里虽然在1946年就已经解放，但作为第四野战军围困长春、四打四平的后方集散地，同样充满了火药味。到了1950年，这里又成为抗美援朝的重要后方基地，每天都有志愿军伤员被送到这里，使这座小城既具有鱼米之乡的天然富足，也成为保留战争痕迹的“博物馆”，同时也塑造了这里的人们的勤劳、淳朴，同时又暗藏着凶狠、好斗的特性。（后来十年浩劫死人过多是其他地方不能比拟的）。
      1954年，真正的和平生活来到了，到处是人们忙碌的身影。接近现代的工厂在建立，政府机构运转正常。在规模最大，带有传统特色的渔网厂，几百名女工用她们灵巧的双手编织渔网，编织新的生活和梦想。我的母亲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春天刚刚过去的季节，她的第四个孩子降生了。

     我的童年生活正处在整个国家急迫改变贫穷和落后的躁动年代。这种躁动的情绪和平民百姓的愿望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有谁不希望尽快地过上富裕的生活哪？所以就有了后人难以理解的，近于幼稚的1958年全民大跃进、大炼钢铁、齐步迈进共产主义的世界创举。从而导致了灾害、饥谨的发生。
我的家住在一个大院里，临街是一排青砖房，很高，房间很大，是过去抗美援朝的后方医院，而我家住在面对大院大门的一排土平房，是当时医院的仓库。但整个大院的房子在当时算不错的，因为最初的居民都是政府机关的干部。大概我父亲的级别比住在砖房里的低一些。大院大约住了20多户人家，孩子多，是当时家庭的特色，所以算起来也有7、80个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孩子最多的一家是当时剧团团长，他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而是一个纯粹的政府官员。
    在我有限的记忆里，不管是机关干部、工人、家庭妇女等各行各业都在整天忙碌，包括我的正在读初中的哥哥，大概都在集中在郊区炼钢铁。而我当时4岁，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都被集中到大院里的一家当中，约有20 个，组成了临时托儿所。想象一下吧，青壮年男女撇下他们的孩子们在土高炉前挥汗如雨，这是多么壮观感人的景象啊。我记得最深的是我们当中的一个男孩，当时正在烂嘴，抹了满口的俗称“鬼子红”的颜料（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种颜料的学名，治疗口腔溃疡有特效），整天哭，阿姨对他也很不好。这是我在大跃进中的家庭托儿所的唯一印象。

      我在大跃进的躁动年代渐渐地长大了。大跃进最直接的后果或者说我童年时代最先感受到的就是刻骨铭心的饥饿。从1959年开始，饥饿在全国降临了。人们在寻找一切能吃的东西,而丢掉了脸面和尊严。当时人们在饭店或公共食堂吃饭，必须离别人远点儿或者用手盖住碗，不然说不定有人冷不丁向你碗里吐一口痰，你如果恶心得放下碗，吐痰的人便高兴地接过去继续吃了。当时真饿啊，我家在江东农村有很多本家，我的一个叔叔卖给我们几麻袋谷糠，成了我们度日的主食。直到现在我仍然能够回味出粗糙的谷壳划过嗓子的滋味.我的母亲千方百计地把白菜根、榆树叶、各种野菜等掺到谷糠里，既充数又可以改改口味，我伟大的母亲啊！我当时六、七岁，每当看到一锅糠菜窝头中间点缀着几个金黄色的小玉米面窝头时,我垂涎欲滴,但那是给我两三岁的小妹妹的。后来实在坚持不住，我母亲带着我坐着大轮船沿江而下,到江东的农村亲戚家去逃荒，当我大口地啃着煮玉米时，我把那里当作天堂。饥饿持续了三年，对此进行政治评价已经没有意义，但是当时的影响延续了几年时间，以至于文革期间居委会熬玉米面野菜粥忆苦思甜时，全大院的大人孩子们抢着去喝，有的老年人不知忆苦思甜是控诉万恶的旧社会还是声讨三年大饥荒。

阿错

二、让我们荡起双浆

   1999年夏季，在时隔8年后我又回到了养育过我的家乡。这次回去的主要活动内容是与小学的同学聚会。从1966年考完中学，绝大多数同学就分手了，一晃33年过去了，弹指一挥。我们大概15位同学凑到了一起，各述沧桑，心情酸甜苦辣！我们从中午喝到晚上，喝醉了就唱卡拉 OK，唱得最多的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浆》。

                           让我们荡起双浆

                                小船儿推开波浪  

                            ..........

     这是凝聚我少年美好记忆的终生难忘的一支歌，这首歌陪伴我度过了最美好的小学六年的时光。

   1960年，我的学生时代开始了。在当时那个年代，在我这个年龄上学是很早的了。一般都是7周岁或更大一些。我上学早的原因主要是没有人管我。哥哥姐姐们上学，妹妹上幼儿园。我自己经常把钥匙丢掉而不得不到厂里找我的母亲。实在没办法，我参加了1960年6月份的入学考试。流利地数到100是没问题的，但由于紧张，被8+5=？难住了，学校的老师也嫌我太小，所以没有考上。学校已经放暑假了，我的父亲又领着我到学校，正好找到一位值班的老师，穿着黄军装，大概是一名退伍兵。我父亲反复讲了我家的难处和我的聪明，老师同意让我数数，我又流畅地数起来，大概数到50多，老师就打断我，说好吧，等开学看榜吧。就这样，我在6周岁的时候，迈进了学校的大门，开始接受新的知识，也走上了一种新的生活道路。
    我就读的学校是最好的一所小学，叫实验小学。校园非常美丽，绿色的木质校门，上面是两支巨大的钢笔的模型相交，中间是一本书，象征着对知识的探求和渴望。书的上方插着少先队队旗，在绿色的大门和绿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鲜艳。校园内到处是花池、树墙，各种体育设施齐全。学校的建筑都是灰砖平房，高大明亮。后来,随着文革的到来,学校与整套的教育机制一样渐渐地破败了,直到20年后在那里建设了全市重点高中,从那里走出的出类拔萃的学子遍布各个大学。

    在小学六年当中教过我的老师们我还清楚地记得,虽然已经过去了40年。我感谢他们把我带入知识的殿堂，在我的成长道路上，像辛勤的园丁，把一棵稚嫩的小树修理得具有成材的基础。想起来，当时最年青的教师现在也有60多岁了。
     我们是实验小学,是当时唯一一所在三年级就学外语的学校.我们学习俄罗斯语言,记得我们在老师的领读下,拖长音调朗读,象朗读汉语一样: 欧-恩-五-其-街-哩(他是男教师),阿-拿-五-其-街-哩-尼-擦(她是女教师)。教我们外语的老师是姓吴的男教师，同时教我们图画课。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画像，画了两堂课的时间，我当时感觉他画得不象。他说我学习好，所以给我画像。
    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是新调进来的刘老师，是一位年轻、高大、健壮、英俊的男老师。在所有的教师中,他是最有力量的。他曾经为全校的师生们表演高超的车技，自行车在他的驾驭下变得小巧玲珑，他还表演一个人和四个人对垒的拔河比赛，我们到郊区的草甸子野游，他带着训练用的手榴弹给我们表演，像真的一样，炸起来也非常吓人，把彩旗都炸飞了。我们的老师是一位充满活力，兴趣广泛的人。我们都为有这样一个班主任老师而自豪。我曾和几个学习好的同学（我学习不错）到刘老师家去过，他可能刚刚建立家庭不久，是一个温馨的小家庭，他的妻子对我们非常好。我们在他的家里做难题，都是智力测验题，刘老师很欣赏我们。在一次野游时，他英年早逝，在一条河里溺水而亡。我们非常悲痛，我没有看到当时的场面，我当时由于年龄小（10岁），走在后面，我到河边时，事故已经发生了。据说他带队刚到河边，他就脱衣跳下去，而深浅不定的凶险的河道吞没了他。这是我童年经历的一次悲伤的事件。

    我在班级里年龄最小，但是比较聪明、淘气，有时也欺负女同学。记得最清楚的是我曾经打过一位女生的耳光。她年龄、个头都比我大，在我们后院住，他的爸爸长的很漂亮，像当时的“大生产”牌香烟盒上印的那个人。所以我一看到她爸就想起“大生产香烟”。我打了她后就跑回家，刚到家她就带着两位女生到我家告状，我吓得跑到我家的仓房顶上藏起来了，当时我9岁。

    我们大院的路南是药材公司的后大门,药材公司前边的门市是当时最大的药店,后院也加工一些中药,所以后大门外堆满了炒中药的细沙.这些细沙便成了我们玩耍的宝地.我们最常玩的游戏是打马架,即一个人骑在另一个人的脖子上,构成一副马架，一般是两副马架对打。上下两个人共同努力，争取把对方扑倒。我由于身型精干，一般都是骑在别人的脖子上，身下都是健壮的孩子充当马。如果被对方扑倒，脚下是沙土，也摔不疼。但是有一次发生了意外，我们被对方扑倒后，没有直接倒在沙堆，我摔下来后头先撞到了水泥窗台，然后才掉到沙堆上。我摔得很重,不知道怎样回到家里,到家后就睡了过去。我的母亲发现白天从来不睡觉的我昏睡在炕上，非常奇怪，便叫醒了我，我一睁眼睛就呕吐了。我母亲吓坏了，我告诉她是打马架摔了。母亲急忙背着我到医院。这时天已经黑了，医院只有一位值班医生，是当时水平很高的医生，他听了我母亲的叙述，认真地摸着我的头，然后很严肃地说：“哎呀，这孩子的头摔偏了！”我母亲也摸了摸，说：“这孩子的头一小就是偏的，睡觉的姿势板不过来，头就睡偏了，哪是摔的呀？” 我实在憋不住地笑了。医生好象没再说什么，开了一些药。当时他决不会想到，18年后会成为我的岳父，他最小的女儿嫁给了我。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新来个班主任,高高的个子,脾气很躁.但有个很好的名字---黄河，他的显著特征是耳廓上长两个细长的肉瘤，很好玩。他对我们很严厉，所以我们常常在他身后小声唱着：“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走廊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

阿错

我们的课外生活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学习团体操,印象最深的是哑铃操和宝剑操。我们也经常排练一些节目。在1965年的夏季，我们组成了一个很大的合唱团，在罐头厂的大礼堂演唱，欢送新兵。我们在台上唱，台下是近千名穿着簇新军装的新兵们。当时我们唱的是一首民歌“十送红军”，歌词我还大致记得：

       一送里格红军

        介支格下了山

        ...........

    台上台下气氛热烈、感人，这是我第一次上台经历这样大的场面，虽然我是上百人歌唱演员之一，但也够紧张的了。后来我长大之后在台上拉小提琴，就表演自如了。

    我们有的时候也被组织起来看电影,我记得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看了一个电影《黑熊与公主》，情节非常吓人，其中有一个小人，用一个喇叭能吹出一场大雪，把什么都可以埋掉。我当时紧张得把帽子丢了，大家帮着找，最后在我的头上找到了。

    我最愿意看的也是印象最深的小说是两本，一本是《军队的女儿》，一本是《五彩路》。军队的女儿描写一个女战士（军垦？）由于一次暴风雨，得了一场大病，耳朵聋了，但她克服种种困难，仍然坚持工作，而且通过艰难的训练，可以通过别人说话的口型，进行交流，表现了她的坚韧顽强的精神。《五彩路》描写了几名西藏的儿童经过千辛万苦，去找解放军的故事。具体情节记不清了，但是封面的那几个儿童画面还深深印在脑海里。我五年级的时候，非常喜欢我们后院的一个小姑娘，是武装部长的女儿，后来当兵走了。她长得很像《五彩路》封皮上的那个小姑娘。当然武装部长家的小姑娘不认识我，年龄和我差不多，但在我下一或两个年级。我虽然什么也不懂，但就是想见到她，有时侯有她在场，我会跳过平时从来不敢跳过的大沟。

     在小学六年级,我们进入了紧张的学习阶段,要考中学了.

    我们的准备考中学的学习阶段是艰苦的,每天早晨4点钟,我最好的一个同学叫马群，（和我同岁,但比我大一个月,结婚很早，他的大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在电视台当记者,小儿子学医)在我家窗外敲窗子,我俩一起上学。当时真有一股劲啊。

    我们这时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非常有水平。他有一个大本夹子，里边全是他从各种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各类文体的文章，有散文、议论文、记叙文等等。我感谢他对我们的强化训练，受益终生。这位老师个子很高，但很瘦，家庭生活非常困难。他的妻子没有工作，没有文化，我们到他家里去过，她妻子很厉害，对他也是，我们难以理解。星期日或寒暑假，他和他的儿子去打鱼或打柴。

    考中学的日子到了,那是1966年6月份。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在紧张地看书，父亲说我，还看书！平时不抓紧，现在现上轿现扎耳朵眼。我委屈地哭到半夜，那时脾气真犟啊。第二天，我母亲给我做了包子，算是考中学的改善伙食。我们当时在第四小学的考场考的。考试中我感觉题很简单，答得很快，监考老师几次拿起我的准考证看，我以为我什么事不对头。实际是我这个小人儿引起他的兴趣了。考的很好！公布成绩时，算术100分，语文98分。考入了第七中学一年一班，都是各个小学考的最好的学生。当时我12周岁。

    我的中学时代即将开始。我带着金色的梦想即将跨入中学的校门。

阿错

三、失去的青春年华

     “你长大了做什么？”

     “当科学家！”   “当工程师！” “当解放军！”

    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还能听到年轻的家长在问他们的孩子，孩子总是用稚嫩的声音回答，在学校里最常见的作文题是“我的理想”。理想是神圣的，美好的，也是朦胧的。1966年暑期过去，我迈进中学校门时，也许有很远大的理想。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已经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哥哥给我定立的目标是将来考中国科技大学，理由是我比他聪明。实际上我刚上中学的理想目标并不是很明确，但是作为新生活的起点，总是伴着神秘和新奇，在向着理想迈进。但是，正当我的青春年华即将舒展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我，我们，中国人民失去了太多太多......“当科学家！”   “当工程师！” “当解放军！”都成为泡影。

    我最早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是从广播里听到“红卫兵”的名词。我在小学学过一篇课文是关于列宁的故事，里边有卫兵检查列宁的证件，被列宁夸奖的事。什么是“红卫兵”？是毛主席的警卫员吗？后来关于红卫兵的三个字越听越多，我们刚刚学完“有理数”的时候，“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校园，红卫兵组织在我们的校园也纷纷建立，文化大革命真的来了！所有的生活内容都充斥着“红色”，红旗，红袖标，红色口号，等等等等。大串联开始了，走！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在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之前，我们也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当时我12周岁，我们的带队组长15岁。

    我们都是分成小组,每个小组学校给开具一个证明信,信中有小组成员的名单。有了这个证明信，到全国任何地方都有红卫兵接待站来接待，吃住都是不成问题的。当时我们的组长是一个大男生，比我大4岁，是从工业学校合并过来的。工业学校招收的都是考中学的落榜生，所以学习很差，年龄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业学校解散，学生都分流到各个普通中学。当时我们小组大约10个人，我由于年龄小，他们总想甩掉我，这个企图我当然知道，但我还是紧紧地跟住他们。当时不管到哪里，都是熙熙攘攘的红卫兵小将，都在抱着见毛主席的愿望挤车、排队。在齐齐哈尔到北京的特快列车上，由于我的警惕性不高，终于被我们的小组甩掉了。我在列车上焦急地寻找，呼喊，费劲地挤过一节一节车厢，终于没有找到。他们肯定看到我，但没有理我。失去了小组。特别是组长拿着证明信，我不敢想象到北京后到哪里吃住，我当时才12周岁。没办法，在列车路过离我家比较近的一个车站停车时，我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打开车门下车了，错过了被毛主席接见的机会。我回到家,我的父母非常高兴,我的母亲整天惦记我,怕我在天安门广场被踩死,并没有为我没去上北京而遗憾。在15年后的1981年我到纪念堂看到毛主席躺在鲜花丛中，我的脑海里呈现出1966年的情景。巧得很，多年后我们的组长和我在一个工厂当工人，我们都没有提起往事，大概都不好意思吧。

阿错

伴随着红卫兵大串联,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在全国铺开,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行动开始了,串联使他们得到了互相的学习和启发。最早的行动是“破四旧”，凡是现在收藏家们视之如宝的玩意儿在当时都是“四旧”，必须摧毁！在当时最繁华的大十字街，燃起熊熊大火，红卫兵们把不知从谁家翻出来的字画、藤椅、八仙桌、麻将等等统统投入火中烧掉了。红卫兵们在街头拿着剪刀，见到梳辫子的或烫头发的女子，统统剪短，高跟鞋当场脱下，把跟削去。多年老字号的店铺门脸被拆除或砸毁。红卫兵就是权威，就是一切，没有任何人敢于反抗。我也是整天的激动，认真地寻找“四旧”，也负责撒传单。在最大的电影院二层撒传单的滋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真爽！”，爬到百货大楼的屋顶向下撒传单，有一种地下工作者的感觉。高年级的红卫兵在学校负责刻钢版，印刷传单，我们一年级的负责撒传单，每天不撒完不回家，真认真。我记得最高兴的一次是传单的内容：“特大喜讯！！！根据科学家研究测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能活140岁！毛主席万岁！”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寻找人们最密集的地方把这份传单撒了出去。

    运动在深入，由对物的摧毁发展到对人的摧残。高年级的红卫兵们开始揪斗校长和书记，后来又发展到揪斗老师，这些经历在我的心中打下了残酷的烙印。

    叙述这段历史是痛苦的,因为它太残酷,但是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会对人产生影响,特别是有些事情会打上无情的烙印.

    我第一次看到打人,是在一次批斗会上,这也是我所在的中学第一次出现的打人现象，那是批斗一个老师，什么罪名我忘掉了，同时还有两个老师陪斗。这是第一次批斗大会。那名老师带着白袖标，在会场外等着大会的开始。他双手交叉在腹前，长的很帅气，衣冠整洁，仍然没有失去往日教师的威严。他，包括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预见批斗将发生什么事情。批斗会开始了，在学校的最大的教室里，这个老师站在台上，左右是陪斗的两个老师。有人在慷慨激昂的发言，并且要求他低头认罪。批斗会在进行。突然，一名学生喊道：“列宁教导我们：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革命的背叛！”说着，扔到台上一条钢丝缠绕的鞭子，然后命令站在右边陪斗的老师抽打中间的老师。右边的老师战战兢兢，嘟囔着不敢打人，他实在太文弱了，这名学生又命令左边的老师动手。左边的老师拾起鞭子，突然象疯了一样向中间的老师抽去，一边抽一边喊：“你还不认罪！你还不认罪！”，这喊声并不是表达他的愤怒，而是为自己壮胆。接着就是惨叫声，人性失去了，尊严失去了。第二天我们在学校的水井边，看到了不敢打人的那位老师的尸体。他并没有挨打，也不敢打人，而是因恐惧而自杀了。有开头就有延续，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看到摧残老师的场景太多了，可以想象，这对于12、3岁的孩子会是什么影响，我永远忘不掉那段日子。

阿错

随着运动的深入，红卫兵们开始分成两派，一派是造反派，一派是保皇派。由此而扩散到大人们，工厂、机关、郊区的农民等等都分成了两派。有的家庭甚至也分成两派，夫妻俩反目成仇，现在想起来很滑稽，但当时属于正常现象。我们班里的班干部一般都是保皇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不再上课，所以我开始越来越淘气，当然加入了造反派。我和铁哥们马群（小学起早叫我一起复习的）整天在一起，上街看两派的大人们辩论，我们帮助造反派的方式是偷偷的揪保皇派胳膊上的汗毛，然后钻出人缝跑掉。在学校里，看到班干部们在一起开会，我们就从窗口扔进一把沙子，然后跑掉。这就是我当时的“革命行动”。我开始学会吸烟，有时爬上屋顶，看大街上各派抓着斗争对象游街。有时也在木版上刻毛主席的头像。

         从1967年夏天开始，两大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双方都各自占领了高层建筑物，支起大高音喇叭，互相攻击。逐渐的发展成武斗的态势。开始有枪了，但并没有真正打起来，只是用枪打对方竖起来十几米高的大喇叭。一次在深夜里，我被枪声惊醒，那天夜里枪声不断，搅得我再也睡不着了。这时，我的手不知怎么回事就放在了那个地方，那地方硬了起来！过去也硬过，但都是早晨憋着尿才硬，可现在是怎么了？我听着外面回声悠远的枪声，手却放在那个地方并抚弄起来，突然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袭来，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滋味，接着射出了一些黏液，我又惊奇又害怕，不知道出了什么毛病。这是我的第一次，我13周岁，没有任何性的意识、性的知识，但是却有了行为。这是畸形的年代，造就了畸形的心理和生理过程。从那以后，这种行为又不断的出现，和异性产生联想的时候，大概在四、五年之后了。     

    在文革最乱的时候,我的在高一的哥哥做了一件影响我的未来的事,他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从学校图书馆拿出一大批书籍,分掉后搬回家来。这些书都是名著，可以说我在文革中几乎是伴着这些名著度过的，这些书有《鲁迅全集》、《瞿秋白文集》、《高尔基文集》、《冰心文集》、《邦斯舅舅》、《卓娅和舒拉》、《马特洛索夫》、《列洛》等等，那么多名著，我爱不释手。还有我家里原有的《石头记（红楼梦）》等、其中《三国演义》、《镜花缘》、《三言两拍》可都是原版线装书哦，现在不知都哪里去了。这是我最大的收获，是1966年到1969年我在中学什么都没有学到，但在家里学到的宝贵的知识。我永远忘不掉这些书。它们陶冶了我的心灵，培养了我观察世界，思考人生的能力，为我未来的人生道路做了必不可少的铺垫。1977年我之所以能考上大学，得益于此。

1969年的夏秋季，暴发了自1957年以来的又一次大洪水。1957年江堤曾经决口，所以1969年的形势非常严峻。水真大啊，站在江边向东望去，一片汪洋，看不到边，只有江上的铁路大桥和江面上向东延伸的一条铁路，远远望去，火车就像在水面上奔跑。几个星星点点的孤岛在辽阔的水面包围下，显得那样可怜，上面的几间房屋早已断了炊烟，渔民们都撤了出来。据坐着汽艇到孤岛上玩的人回来讲，岛上基本看不到地面，几乎被活着的和已经死掉的老鼠覆盖了。

    抗洪保堤是我在学校中度过的最后一段时光。我们负责在堤内挖土，填装草袋，不断地加高江堤，而堤外的江水在东北风的催动下掀起一米多高的大浪，向江堤冲撞。在干活间隙，我和另一同学跳到江里游泳，被值勤人员大骂一同，问我们还要不要命，当时真的认为小题大做，现在想起来真危险啊！

    大水退去时已经深秋，回到学校一个多月,我的学生时代结束了,那是1969年12月.没有毕业照,仅有一长印刷粗糙的中学毕业证。从1966年上中学到1969年毕业,我在学校一共学到的文化知识是:数学，学了有理数；语文，学了毛主席语录；俄语，出于对反修防修和1969年珍宝岛反击战的需要，学习了“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打倒苏修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等不超过10句话。其它再没有学到什么。对班主任的印象不深，因为只顾搞革命，真正老老实实坐在教室的时候不多。也学习过跳“忠字舞”，每到跳舞时，我们几个便躲到厕所吸烟。

阿错

四、无聊的时光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这两句话成为当时所有的中学毕业生们浩浩荡荡开进农村原动力。我喜欢农村，1969年春夏之交我们曾经到农村去支援劳动。我喜欢农民们的淳朴、好客，但有时带有一点狡捷。

但是，由于我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1968年同时下乡，所以我中学毕业时我的父母坚决反对我再到乡下去，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我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个都走了，而我却留在了城里。从此，我的人生轨迹开始曲折的划下去，和绝大多数同学的命运完全不同了，从1969年12月开始，我一生中最无聊的岁月开始了。

没有工作，这是我遇到的最大问题。现在叫待业或失业，而当时叫“在家呆着”，我感觉最见不得人的就是“在家呆着”。特别是我的下一届学生1970年7月中学毕业时是“四个面向”，有直接上学的，有当兵的，绝大多数都直接在城里安排了工作，这更加重了我的心理压力。

    正好马群和我一起留在城里，他是少数民族，家里就他一个男孩，所以也没有下乡。马群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一直到我离开家乡上大学，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和他一起度过了许多无聊的时光。

    1970年春季，街道办事处要求每一户居民出一个义务工，去挖地道。当时由于与苏联的战争，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人们仿照电影地道战的样子，挖很多地道。如果家里没有劳力，可以交钱，由街道雇人。我和马群正好在家闲着，就去挖地道。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在地下狭窄的通道刨土，运土，我提着两个大土筐，一溜小跑，当时我和马群都只有16岁，骨架还没有长成，真累呀。领头的是一个30出头的中年人，说话慢声细语，态度和蔼，对我们很照顾，后来才知道，提起他的名字，全城的地痞流氓都会噤若寒蝉，他的地位相当于威震四方的黑社会老大，当时我一点都不懂，也不知道。若是知道他是这等人物，我会吓跑的。几年后这个人因为轮奸女知青，被判处死刑。
   
    我只挖了一天地道，第二天起来后，马群又来找我，我腰疼得直不起来了，就再也没去。过了不长时间，工业局盖家属宿舍，我又去干临时工，房子盖完，我又回家呆着了。在干临时工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吸取新的社会知识，正面的和负面的。也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群。记得当时和我一起干临时工的有一个26岁还没有对象的大姑娘，被人们所耻笑，现在36岁不结婚也是正常现象，社会变化真大。

    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和马群就在家里下军棋，还有别的中学生。我们吸着4毛钱一斤的劣质烟叶，一下棋就是一天，就这样来打发日子。有时我们也去打柴,虽然主要烧煤,但引火需要柴草,有时夏天做饭也不烧煤，只烧柴。一起的同伴有两个，一个是我的那个同学，另一个是我们院里的一个高中毕业生，比我们大6、7岁，大约20多岁。他还有两个弟弟，由于家庭的原因，过早地承担了那么多的责任和痛苦。他的父亲过去是中学教师，不知犯了什么错误，文革前就在郊区的生产队当菜农，长得黑黑的壮壮的，从来不和邻居说话，很难摸清他是什么样的人。文革开始后，当普遍开始对人进行摧残的时候，他首当其冲，终于有一次他死在生产队的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当他的家属们去料理他的后事时，在“自杀”的现场发现墙上溅满血迹，可以想象他被折磨到什么程度。高中生毕业生的母亲是一位护士，长的白皙、文静，包括我在内，许多孩子都是由她接生的。她的哥哥是有名的医生，文革时兄妹俩同时挨整，最残酷的场景是哥哥在劳动改造擦玻璃，而同一间房子里妹妹被皮鞭打得满地乱滚。她的丈夫“自杀”身亡时，她还在受监视。当时我们就发现我们居委会的组长，一个高个子老头整天蹲在高中生家的窗子附近，并神秘地对我们说他在监视敌情。我们讨厌这个老头子，有一次，我们给他卷了一支烟，里边藏了一个小鞭，吸到一半儿时，小鞭炸响了，吓他一跳。突然有一天，高中生的母亲被抓进监狱，说她搞反革命活动，我想，她的被抓，居民组长有一份功劳。我们和高中生一起打柴时，正是他的母亲被抓进去之后。这时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打柴卖钱维持他和两个弟弟的生活，同时不知从哪里找到的一本法律汇编，为他的母亲翻案。

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和马群就在他的家里玩一些恶作剧。他家住在临街的平房里，窗外就是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和行人。马群的家里比较穷，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但老鼠猖獗。我们就在他家的锅台上支起大碗，底下放上一块儿剩窝窝头，扣住活老鼠后，放到水盆里取乐。有时我们还把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用纸包好，偷偷放在窗前的大街上，然后躲在屋里从窗前看，这时就会有路过的行人像上钩的鱼儿，发现纸包，四外观察，然后快速拣起来装进口袋，走出十多米后再悄悄地掏出来看，打开纸包，又晦气又扫兴地扔掉了，我们在屋里笑得透不过气来。
   
    在那无聊的时光，我经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望着碧蓝色的天空和丝丝缕缕的白云遐想。想我的现在和我的未来。生活是枯燥的，我不知道我将向哪里走去，为了我的空虚而悲哀。也许我看的书太多了，所以我的思想比别人更复杂。没有工作，没有前途，我未来的路怎样走下去？白云在风的帮助下，向远方飘去，远方是什么呐？我作为16、7岁的少年，不得不接受我还不该接受的现实和苦恼。

    在无聊度日的那段时间,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尽快找到工作,当然不是我自己找,而是我的父亲整天为我的工作奔波。他想尽一切办法,到处求人。最后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到专门生产铸铁暖气片的工厂当工人。我第一天上班正好是晚上,当我走进院子里,看到了一幅从没有看到过的美丽景象,只见两个人肩上用一根长木棍挂着铁丝,抬着一片暖气片从车间里一路小跑出来,因为暖气片刚刚从沙箱中拖出来,还没有冷却,通红通红,像一只大灯笼,在夜色中煞是好看。我被这美景迷住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即将跨进炼狱！

我很快被分配工作---铸造车间浇注组，我的职责是抬铁水。这时我才发现，抬着几百度高温的“灯笼”小跑是好活儿，比我抬着60到80公斤重的1300度高温的一大包铁水向沙箱中浇注强多了。还有更痛苦的工序等着我，这得从最开始的流程说起：混沙组把新沙、旧沙、白黏土、煤粉等在混沙机中混到一起，造型组在铸铁的沙箱框中填沙造型，刻芯组造出沙芯，然后在第一天晚上把它们运进窑里烘干，第二天早晨出窑，再合箱浇注，暖气片就生产出来了，再经过清沙组把内外沙子清掉，打压组检验沙眼、裂缝，合格的运到机加车间镗孔套丝。其中最差的是浇注，最可怕的是出窑。当窑门打开之后，一股热浪扑面而来，那是已经烧了一夜的沙箱啊。我们就在这时冲进热浪，抬着还在烫手，挂着一层黑灰的沙箱跑进跑出，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过程，经历过这种煎熬会刻骨铭心的，当时是1971年11月，我的17岁的稚嫩的身体在接受浇注、出窑的磨练。

每天我拖着疲惫的身体上班，在严寒的冬季，穿着被汗水浸透的单薄的工作服先出窑，然后擦净满脸的黑灰，躺在某个角落休息。其他组的工人们合箱、熔铁。当炉前工高喊“下火了！下火了！”，我们便开始披挂起来，像奔赴战场一样，抬着接铁水的沙包走近炉前，沉重而危险的工作开始了。我望着白亮的铁水流进沙包，有时会产生幻觉，似乎我被融化进铁水里，向遥远的地方飞去，轻飘飘的，去寻找我的仍然留在心里的梦想.......

工作太累了，为了熬过筋骨的折磨，男女工人们用露骨的调笑和粗俗的打情骂俏来打发难捱的

时光。未婚的女孩儿都叫处女，而未婚的男孩我们叫“小生荒子”。那些已婚的年轻女工们常常

躲避已婚男人们的骚扰，喜欢和“小生荒子”们闹腾。如果哪个小伙子惹到了她们，她们会几个

人一起追着他满院子跑，追上之后，几个女人毫不留情地把他摁倒，其中一两个少妇掏出自己的乳房，把丰盈的奶水挤到“小生荒子”的脸上，然后自豪地笑着、叫着，因为这个“小生荒子”从理论上已经成了她们的儿子，她们在得到心理满足的同时，也得到了生理满足。

     炼狱的痛苦持续了两个多月便结束了，之所以这样快，是因为我的一次事故---大炉风眼中飞出一块通红的釉子（炼铁过程中分解出来的杂质）从眼镜片侧面粘在我的上眼皮上，险些把我烫瞎了。我递交了辞职申请，又重新回到了家里当起了无业游民。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