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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令人发疯的迷信忌讳!
除了笨重胜铠甲的贵族服装,带有剧毒的贵族化妆品,以及绝对不健康的贵族饮食之外,平安时代的无聊贵族们,似乎还嫌自虐得不够厉害,于是又发明出了种种令人头晕的忌讳迷信——其内容之繁琐复杂,如果要一条条严格遵守的话,恐怕足以让我们现代人为之发疯。
在平安时代的日本,虽然表面上文质彬彬、和平安乐,但朝廷之上依然充满了肮脏的权力斗争。底层人民由于沉重的剥削,生活极度痛苦,总感觉自己看不到希望。公卿贵族也有不少失意悲观之辈,对未来前途感到颇为迷惘。这种心灵上的全面萎靡,最终就导致了迷信活动大行其道,鬼神之说甚嚣尘上。
在当时日本公卿的认知之中,各种传说之中的妖魔鬼怪,并不是住在遥远的森林、海岛和山谷中,而是与人类一起生活在这座京城,甚至是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这些妖魔时常作祟,给人类带来无穷的恐惧与苦难。人类在白天活动,鬼怪们则于夜间出没,有时还会在京城的大道上成群结队、招摇而过——这一灵异现象,就是著名的“百鬼夜行”。不小心目睹到这一幕的人,据说则都会遭到诅咒而死!
由于平安时代的文化人,在联想能力方面太过于发达,硬是把自己居住的京城给想象成了一座魑魅魍魉盘踞、百鬼妖异出没的可怕魔窟。所以,那些胆子比兔子还小的公卿贵族们,通过各种自己吓自己的方式,只觉得身边时时处处都有危险,必须找专业人士来想办法保佑平安。
于是,以安倍晴明为代表的阴阳师团体,便在平安时代的日本京都应运而生。而绵延四个世纪的平安时代,也就成为了阴阳师们最为活跃的舞台,甚至有很多朝廷政事,都要取决于阴阳师的意见。
说实在的,不管被后世的文学作品,为安倍晴明等传奇阴阳师们披上了多少神秘玄妙的面纱,平安时代日本阴阳师们驱邪的手段,跟我们中国乡下的神汉巫婆其实并没有多少区别。无非就是披散了头发,低声吟诵著神秘的咒语,跳着扭来扭去的怪异舞蹈,然后对空挥几下剑,拉几下弓,朝门外撒几把盐或豆子(这个习俗一直流传到现在),贴几张符箓,最后就整整衣服跟你说,这个鬼怪已经赶跑了,快付钱吧!
——注意,平安时代的阴阳师们借口“戒杀生”,一般只把鬼怪驱走,而不是就地消灭。
这样一来,这位贵族的家里刚刚安稳了几天,就很快再一次发生了灵异事件,询问一下阴阳师,便被告知“上次那只鬼又回来了”。于是,可怜的贵族老爷不得不咬牙再掏出一笔重金,请求阴阳师们再来做一遍法事,再驱一遍凶鬼,如此往复,没完没了……
不得不说,那个年代的阴阳师很有经济头脑,懂得细水长流的道理。就如同现在的医院最不希望患者立即痊愈,而是盼着他们能够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每天哗哗哗地往外掏钱一样。
不过呢,阴阳师的忽悠水准显然更高一筹,硬是把整座京都给说成了魔窟,让诸位有钱的公卿们一辈子都在鬼怪的阴影之下,心惊胆战地生活着,把自己这些阴阳师看成唯一的救世主……呃,从这里来看,平安时代的贵族公卿们之所以短命,似乎也有些心理因素在里面……
对于一般秉持着无神论的穿越者来说,上述这些事情虽然可笑,但也没碍着自己什么,就当是看个热闹好了。可接下来还有一个麻烦,却是让当时每一个有志于仕途或交游的人,全都感到头疼不已。
——在平安时代,绝大部分的贵族公卿,乃至于稍微有点身份的人,都对方位、日期的吉凶之说深信不移。他们不但每逢出门办事,都要选日子挑方位,就连起床的时刻、洗漱的顺序、吃饭的菜色等日常琐事,也都有相应的禁忌。家中一旦有了疾病灾祸,就认为是鬼怪作祟,必须请阴阳师来驱邪消灾。
至于婚丧嫁娶、乔迁新居之类的大事,更是一定要反复占卜凶吉,勘察风水才行。
事实上,旧社会乃至于当今乡村的中国人,也还保留着类似的迷信习俗,在办什么大事之前,都要翻翻老黄历,看一下凶吉。
不过呢,如今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用同一本老黄历,至少同一座城市的黄历应该是一致的,邻居家在这一天避讳什么东西,我们在自己家的日历上也能看到,不至于在日常交往中闹出尴尬。
但日本的阴阳师们,却觉得每年只编一份老黄历太没个性,而且收入也太少(当时日本的历法由阴阳师编订)。所以他们就根据众人生日、星象的不同,为每一家稍微有点身份的公卿贵人,都单独编制了一份详尽的避讳日历,人人各不相同,让诸位贵人每天起床的时候都翻阅一遍,看看今天有什么要注意的。
而到了每年的年底,诸位贵人的避讳日历,就都要换成新一年的了,自然同时也要向阴阳师缴纳下一笔费用……就好像现代的收费软件,每年都要更新升级一样。
(当然,坚决不信邪,不怕鬼,不向阴阳师求助的公卿,也是有一些的,只不过为数不多罢了。)
这样一来,由于每个人都有一本自己的老黄历,结果每个人忌讳的东西和需要避讳的日子都不一样,而且还每一年都在变化。
于是,那些想要奉承拍马讨好上司,或者与某人来往攀交情的家伙,可就要头疼死了。唯恐自己选错了日子,送错什么礼物,穿错了什么衣服,说错什么话……总之就是不知不觉地犯了对方的忌讳,从而马蹄拍到马脚上,惹得对方大怒,一切盘算就此泡汤。
偏偏这种避讳日历又是绝对的隐私,除非是关系最好的朋友,否则公卿们之间很少互相传阅交流。想要转弯抹角地打听出来,还真是不容易……
除了有一大堆注意事项要避讳之外,贵族们还很担心出门撞邪,如果他们在路上“行触”,也就是看到了猫、狗的尸体或污秽的东西,以及其它火灾丧事什么的凶兆,就要停止当前所进行的事宜,回家“方忌”。
而所谓的“方忌”,就是指回家闭门不出,也不接待宾客,只是静心祈求神明的宽恕和保佑……至于究竟有没有真的在祈祷,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而在后世有关平安时代的动漫和小说之中,这种神经过敏的避讳习俗,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轻松的旷工方法:在漫画之中,经常会看到某个官员愁眉苦脸地坐在牛车里,突然听到车夫报告说“大人,前面发现一只死猫/死狗”,这官员顿时立即面露喜色,下令掉头回府——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旷工啦!
——在平安时代的观念里,如果某位公卿打算避开政治斗争的站队,或者感觉身体太疲惫想在家偷懒,甚至是家里的葡萄架倒了,企图逃避凶狠的老婆(平安时代前期的日本贵族社会,还在实行访妻制,夫妻分居,老婆一般都住在娘家,丈夫有着独立的宅院,被学者们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残余”),都可以通过“方忌”的托词,舒舒服服地呆在自己家里休息。其中时间短的持续数日,最长的则要避讳45天之久。
总而言之,在平安时代,“方忌”和“悠长的假期”应该属于同一类的事物。
说放假就放假,还一放假就是一个半月。这么悠闲的工作环境,自然让现代的公务员们非常羡慕。但问题是,如果你有事情要找某个官员盖章发文,却得知他在“方忌”,又没安排人手顶班,偏偏你的身份不够高,没法把他从家里拖出来替你办事,那就只好一天天无休止地等下去了。
事实上,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由于文武百官都缺乏时间观念,喜欢自己给自己放假,因此在工作效率方面低得可怕,往往一点小事都能拖上几年。
曾经有宋朝的使者渡海登陆九州岛,向京都朝廷递交国书,并且询问何时能够得到回信,以便于他们准备返航。结果九州岛的地方官员却告知他们:诸位宋国的客人们,请你们一定要耐心等待啊!天皇陛下答复去年那一批宋朝使者的回书,眼下都还没写好呢!(上一批使者自然是早已等不及回书就走了。)
唉,不管是在什么方面,日本人似乎都有一种一本正经地在恶搞的卖囧精神啊!
六、当心被基佬求爱!
在描写日本战国时代的架空历史小说之中,中国的作者写手们,除了部分专门写男同性恋耽美小说的腐女作家之外,通常都尽量地回避了有关“众道”(男同性恋的传统日式说法)的话题。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在主角出仕某家之后,面对主君、上司或同僚的求爱,究竟该怎么办?
实事求是地说,现代中国男性人口之中的同性恋比例,在全世界范围来看应该算是比较低的。
然而,也许是老天爷看腻了俊男美女的搭配,在十六世纪日本战国时代的日本社会,却是一个基情洋溢的世界,男男之恋蔚然成风。各地的诸侯大名们,一般都有自己喜爱的美少年“小姓”。
例如今川义元喜爱美貌男童,在其领地内无人不知;武田信玄给高坂昌信写的情书,乃是日本同性恋历史上的重要文物;深受织田信长宠爱,并且最终在本能寺的大火中为之殉死的森兰丸,其娇艳美貌令西洋传教士都为之惊叹;井伊直政由于被德川家康宠爱,甚至引发了其余谱代重臣的嫉妒……
据说“越后军神”上杉谦信也是喜好众道之人,因为他一辈子没娶老婆,又深受佛门影响,素有宠爱美少年之名——古代日本的佛寺和僧院,乃是众道的起源和盛行之地。
既然诸侯主公们如此喜爱众道,并且视为风雅之举,他们的家臣们自然也有样学样——纵观整个日本战国时代,完全没有搞过基的有名武士,实在是屈指可数。就算有些人面目丑陋,没有上司和同僚愿意跟他们乱搞,他们也会自己花钱蓄养娈童,以免被嘲笑成是不懂众道之风雅的粗人……
当时,很多喜好男风的诸侯,都与手下的家臣们保持过很久的基情,并且视为一种联络感情的寻常手段,就跟如今的老板员工一起喝酒唱ktv没啥两样——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甲斐武田家,其家臣团,例如武田四名臣之类,根本就是武田信玄的基友团。除了山本勘助等少数几个面目丑陋之人,基本上都跟好男风的主君武田信玄有过一腿。而在这个庞大的同性恋关系网内部,还因为争风吃醋而闹出过不少笑话。
所以,那些穿越到日本战国时代的勇士们,如果面貌颇为丑陋,那倒也罢了。反正在乱世之中,勇武和智谋才是最重要的,除了那些昏君庸主,有前途的主君们没有谁会以貌取人。但若是相貌太过于俊美,那可就很麻烦了。战国时代的日本诸侯之所以普遍搞基成风,有的是确实非常爱好男风,有的是为了巩固主从关系,还有的只是随大流附庸风雅。但就算是单纯附庸风雅的人,面对容貌俊秀又颇有才华的穿越者,说不定也会动心……更重要的是这三类人很难区分!
整个日本战国的历史之中,唯一有明确记载,始终不曾搞基的诸侯主君,似乎就只有“猴子”丰臣秀吉了。而他的家臣还对此意见很大,总是抱怨说主公不懂风雅,不肯跟他们一起滚榻榻米交流感情……
——按照某位日本腐女史学家的说法,丰臣家之所以二代而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丰臣秀吉不喜欢搞基,也不组织家臣们一起搞基的缘故。这样一来,丰臣家内部就没有建立起一个同性恋关系网,从而导致丰臣家长期矛盾重重无法缓解,缺乏凝聚力,再加上根基不扎实,所以秀吉一死就彻底崩盘了。
没办法,像猴子这种出身,只怕是看见村姑都要上,那些大公卿、大和尚、大名主养小姓赏菊花的风雅,岂是他能理解的?
唉,在这个基情泛滥的日本战国时代,如果坚持洁身自好、不肯搞基的话,竟然会弄得家国沦丧的地步……实在是让我辈现代人感到两股战战,屁股发冷啊!
而在更早的平安时代,这个问题也同样存在。
事实上,日本人好男风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国家诞生的初期,便已经有了不少关于男同性恋的逸闻。
很多年纪比较大的女读者们,或许都读过一本著名的经典耽美漫画,日本第二代少女漫画家山岸凉子的长篇bl漫画经典神作《日出処の天子》(日出处天子)。
该作品以大化改新之前的六世纪古代日本为背景,以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圣德太子(厩户皇子)为蓝本,描绘了这位拥有少女般美丽容颜的伟大皇子和改革家,与政坛对手苏我毛人之间绵延十年的爱恨纠葛……
由于漫画中引入了大量关于日本古代风俗的描绘,以及人类各种心理的深层刻画,使这部作品不仅在漫画界,甚至在社会各界都引起了很大反响。虽然漫画中那位古代伪娘圣德太子和苏我毛人之间的男男之恋,估计是漫画家的虚构,但日本人从很早开始就有了好男风的传统,却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在最早的时候,这一违反伦常的风气还不甚流行。
从平安时代的初期,一直到著名才女紫式部写成名篇《源氏物语》,大阴阳师安倍晴明呼风唤雨的年代,在日本的公卿贵族之中,搞基的还只是极少数,贵公子们追求的还是贵族少女和少妇。
当时社会上真正热爱男风的基佬,主要是僧侣——因为当时的寺院戒律还比较严格,远不如后来的日本和尚们那样可以娶妻生子,喝酒吃肉,百无禁忌。平安时代的和尚们,只能在禁绝女色的情况下修行,凑合着寻找年轻的小沙弥发泄欲火,称为“稚儿”……久而久之,日本的佛教寺院就成了同性恋的大本营。
——不过,一般来说,穿越者都没有出家参禅的爱好,庙里的和尚们搞不搞基实在是无所谓。
但是,从11世纪后期开始,也就是平安时代的最后一百年,随着著名的大基佬白河天皇,也就是前面说过那个禁止全体日本人吃鱼的家伙登基即位,京都的宫廷里随即开始了男色的大流行。
白河天皇在1086年退位为上皇,改称“白河院”之后,为了防备政敌,保护自己,便组建了一支称为“北面武士”的亲卫队,其成员的最基本选拔标准,除了弓马之术以外,就是要有一副好相貌,并且据说十个里面有七八个会成为上皇的男宠……这位上皇似乎是个重口味的肌肉派同性恋?!
事实上,日本战国时代的诸侯们组建家臣团的时候,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一般也是这么个标准——没有谁喜欢看到一群丑男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不管他是不是基佬。
由于在成为“北面武士”之后,很容易得到上皇的提拔重用,乃是一大升官捷径,所以很多源平两家的名门美少年,为了追求仕途上的发展,不管有没有搞基的喜好,都纷纷投入白河上皇门下。接着,在多年的耳濡目染甚至亲身体会之下,他们的性取向几乎都发生了扭曲……
于是,男男之恋终于成了整个日本贵族社会的风尚,贵公子们在追求贵族女郎之余,也开始互相写情书彼此追求,没搞过基的人还会被嘲笑是“不懂风雅”。
而且,当时日本同性恋的风俗,似乎是群聚乱搞,没有用情专一的概念。举例来说,12世纪中期的同性恋之王,左大臣藤原赖长,就曾经同时跟至少十多个男人保持着肉体关系——这下可好,导致贵族公卿们短命的诱因又多了两条:性病和脱肛……
这样一来,那些前往平安时代追求浪漫的男性穿越者们,就会非常尴尬了。如果面貌太过于俊美,很可能会被大批基佬求爱,甚至被基佬上司捏着把柄逼迫求欢。但要是面容不够俊美,又得不到贵族仕女的喜爱,也会遭到同僚的鄙视——在那个腐朽浮华的和平年代,可是真正的以貌取人——实在是左右两难。
所以,为了自家屁股的安全,奉劝诸位男同胞们最好还是把穿越的年代提得早一些,到那些男同性恋尚未成为风尚的年代去吧!而诸位热衷于古典耽美之恋的腐女们,则需要把穿越年代安排得迟一些,否则就只能跑到寺庙里看光头老和尚跟小沙弥搞基了。
小结:病态的优雅浮华
在现代日本的各种文学作品之中,平安时代基本上就是优雅的代名词,也是公卿贵族文化的盛世。
——狩衣乌帽、宽幅长袖,粉脸黑齿、能乐舞蹈、和歌绯句,道不完的浪漫爱情,说不尽的风雅浮华。
还有漫天飞舞的樱花、蜿蜒曲折的长廊、碧波荡漾的池水、庄严肃穆的古寺、袅袅飘散的熏香、悠扬动人的笛声,乌黑如墨的七尺青丝,绚丽华美的十二单女装,映衬着红唇与笑颜……简直华丽得宛如梦幻!
那一幕幕发生在女官、公卿与皇室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搭配着优雅浮华的时代背景,犹如一幅出自名家之手的古老画卷,在世人眼前徐徐展开,构成了整个平安时代绚烂唯美的主色调。
然而,这一层优雅浮华的光鲜外表,却掩饰不了整个时代的病态氛围。为了彰显自己尊贵的身份,公卿世家们发明了种种看似高雅,实际却极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结果把自己变得弱不禁风。
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不知悔改,而是为了适应这种整体上的病态,又把这种病怏怏的不健康模样,追捧为经久不衰的时尚潮流——正如法国人之所以极力推崇香水,是为了掩饰长期不洗澡而肮脏发臭的身体一样,平安时代日本公卿贵族们的种种风雅之说,也是为了掩饰自身的虚弱病态。
例如,在描绘平安时代的漫画和影视作品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某位面带病容的清瘦贵公子,有气无力地扶着侍女的肩膀,在大雪纷飞的天气里出门饮酒赏梅花。梅花的暗香伴着风雪袭来,贵公子忍不住轻咳几声,低头一看,发现擦拭嘴角的洁白丝巾上,竟然染着淡淡的血迹……
怎么样?很风雅吧!
可是我本着自己的良心,不得不在此敬告诸位穿越平安时代的女同胞们,若是有幸遇见了这样经典的病弱美男子,只要远远地观望就好,千万不要一脸兴奋地凑过去搭讪。
因为他患的多半是传染病,例如肺结核之类,而这在当时是无药可救的,若是靠得太近,说不定还会害得你也染上,就只能跟他一起殉情了。
再举一个例子,前面已经说过,平安时代的贵族公卿,不分男女都在脸上涂了厚厚的白.粉。结果就是导致这些白.粉一笑就会窸窸窣窣地掉落下来。但他们并没有取消这一累赘的化妆,而是在笑的时候用扇子遮住脸,自称这样看起来会宛如落雪一般的美丽……真是叫人没话说了。
综上所述,平安时代日本公卿的所谓风雅与浪漫,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病态的优雅浮华。正所谓生命不息,自虐不止啊!
总之,当现代穿越者们经历了笨重如铠甲的衣衫,要人命的剧毒化妆品,绝对不健康的贵族饮食,令人发疯的迷信忌讳,还有男同性恋者的情书等等一系列艰巨考验之后,终于乘着比走路还慢的牛车出了家门,最后也只能看到一群眉毛剃得精光牙齿熏得乌黑胸部平得可以溜冰的“古典美女”(平安时代的日本女性大多是贫乳),以及同样把眉毛剃得精光牙齿熏得乌黑,并且三天两头吐血卧病的“名门贵公子”……
在一切美好梦幻都尽数破灭之后,诸位大失所望的穿越者们,恐怕都会大骂那些少女漫画家是骗子吧!
唉,在此奉劝大家:穿越有风险,行动须谨慎啊!
场景4、穿越到民国年间
在读过了前面那些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古代文明社会的糟糕生活方式之后,大家恐怕都已经对穿越到古代产生了强烈的畏惧感,觉得古代人的生活真是太可怕了,我们身娇肉贵的现代人实在是吃不消。
所以,与其穿越到难以适应的古代,追寻什么虚无缥缈的梦想,结果一事无成就死在了那边,还不如把穿越的年代选择得靠后一些,距离我们现在的世界更近一些。
嗯,聊qq上网打游戏什么的是不奢望了,但最起码不能那么讲究迷信,观念习俗之类也要与当今世界类似,还要有电灯、自来水、卫生纸和抽水马桶这些现代化基本设施可用。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上,想要达成上述这些目标,我们似乎就只能穿越到近代之后了。
按照我们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划分方法,近代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在这之后的170多年历史时间段,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组成部分。
如果穿越到清末的话,首先是时间稍微嫌早了一点,很多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不是还没有发明,就是尚未传入中国。其次是男同胞们就需要剃发留辫子,感觉像是多了根猪尾巴,实在是太难看也太屈辱。女同胞们倒是问题不大,要是有办法“抬籍入旗”,更是连裹脚都可以免了(清朝的旗人女子不裹脚)。
所以,在当今的网文界之中,穿越清朝这一题材的小说虽然很多,却因为作者性别的不同,而在内容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写穿越清朝的女作家,总是落墨于宫斗、宅斗和家族恩怨,沉迷于格格阿哥、公子小姐们之间的爱恨情仇,最多宣扬一点进步思想(往往很可笑),很少有描写如何推翻这个王朝的。
(题外话:最近在网上看到一本女作家写穿越清朝八旗贵族之家玩宅斗的新作,刚刚开了个头,内容中规中矩,没什么新意也没什么纰漏,无非就是《红楼梦》和《还珠格格》的复合体,再加上若干网络词汇。但女主角穿越的时间点,却真是让人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宣统二年,也就是1910年!
只要再过一年,清朝就没了,这位具有先进意识的女主角,不想着如何劝说家里人去租界拉关系当寓公避祸,却还在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怄气,真不知脑子里是怎么想的!)
而绝大多数写穿越清朝的男作家,由于打心眼里厌恶这根辫子,总是着眼于天下争霸,征战杀伐,并且杀气腾腾地叫嚣着“穿清不造反,菊花套电钻”!除非是穿越到了清朝最强盛的时间段,或者附身到了八旗贵族,实在是没办法合理地竖起反旗,否则总是琢磨着怎么造反,最起码也要把头上的辫子给剪了。
——女作者对清朝那些步步惊心的宫斗宅斗是万分喜爱,男作者却对这个拖着猪尾巴的朝代恨不得灭之而后快,鉴于上述的缺陷和分歧,穿越清末的话题在这里暂且先不作考虑。
如果是穿越到建国初期,似乎只能体会到热火朝天的革命激情,精神生活上缺乏自由和多样性,物质生活方面也实在是很贫乏,再加上一次次的运动和批判,恐怕会让好逸恶劳的当代网民们感到有些畏缩。
至于穿越到改革开放之后……那已经不是历史架空类幻想小说,而是现代都市类文学作品的范畴了!
如此看来,剩下一项穿越到清朝灭亡之后,新中国建立之前的民国年代,似乎就是最轻松的选择了?
既然如此,就让我们穿越百年时空,到民国年间去走上一遭,浮光掠影地看一看那个时代的风貌吧!
一、两极分化的民国印象
按照我们在传统教科书上读到的信息,从1912年清朝覆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民国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主权沦丧、积贫积弱、灾祸不断、饿殍遍地、军阀混战、列强横行、日本入侵……在《包身工》、《白毛女》、《三毛流浪记》、《茶馆》、《骆驼祥子》等脍炙人口的革命主流文学名著之中,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国时代社会动荡、剥削残酷、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悲惨现实。
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台湾和海外的现代文学作品流入大陆,张爱玲、周作人、胡适等人的作品也被从故纸堆中翻出来,让我们似乎又从另外的视角,看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民国。
尤其是一系列以民国时代为背景的琼瑶小说,例如《情深深雨蒙蒙》、《水云间》、《苍天有泪》等等,在大陆受到追捧,并且翻拍成电视剧之后,我们更是看到了一个充满小资情调的民国时代——教会学校出身的贤淑小姐、出国留洋的文雅少爷、主仆情深的狡黠丫鬟、善良宽厚的豪门太太、持重仁爱的乡下老爷、爱国爱民的资本家老板……总之思想是进步的,恋爱是自由的,生活是悠闲的,情调是小资的,求爱是浪漫的,官府是勉强还算过得去的,洋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舞会、酒会、书画比赛、文娱活动、慈善活动,感觉完全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摩登社会嘛!
嗯嗯?原来教科书上那个黑暗残酷、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竟然也有如此和谐美好的一面?
等到进入21世纪之后,在某些网站和杂志上,更是掀起了一阵又一阵令人目不暇接的历史翻案风,一位位民族英雄被拉下神坛,还要踩烂批臭,扣上破坏民族和谐的帽子;一位位汉奸国贼则是被重塑金身,变得光明磊落,成为了忍辱负重、维护国家统一的典范……看来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必须得要倒过来读,凡是好人肯定是装的,凡是坏人肯定都是被冤枉的,社会是在不断退步的……
——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在历史观上竟然可以发生180度的大逆转,令人不由得产生出“这个世界正在天翻地覆”的荒诞感觉。
而对于民国时代的百姓生活,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维”,以及种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发现”。例如“1927年的武汉纺织女工月薪30多块大洋,可买6000~9000个鸡蛋,养活一家四口毫无压力”;“旧社会学徒工待遇远比现代血汗工厂优厚,每年带薪休假72天”;“民国时期的‘温饱’早已不是问题,‘员工福利’大大超过新中国的任何时期”;“新中国60年,中产阶级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民国贫困线”……
于是,在看过上述这些“新发现”之后,就有人感到纳闷了:哇!既然解放之前的旧社会是如此美好,社会福利是如此的先进,地主和资本家是如此有良心,为什么当初中国的工人农民,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在内,全都鬼迷心窍地“脑残”了?连命都不要,非得跟着我党闹革命?自己放弃自己的高工资,打碎自己的安定生活,埋葬这个“幸福”的旧社会不可?
对于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自然会有很多“公共知识分子”跳出来,异口同声地叫嚣道:全都是因为不学无术,沐猴而冠的土鳖共产党在苏联人的帮助之下,学习邪教大搞宣传鼓动,欺骗这些“无比幸福”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们起来造反,硬是捣毁了精英们建立的国民政府,毁掉了自己自由民主的美好生活。从而让中国迎来了漫长的悲惨年月,以及一场场骇人听闻的灾祸,例如“饿死三千万”、“十年浩劫”等等。
——感情在他们的眼里,共产党就等同于奥姆真理教?
如此这般搞到最后,根据一个网络上流传的段子,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观念,大致上可以归纳如下:“……现在有几个人知道这样一个伟大的政府:它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建立起了多党制的两院制民主政府,拥有一支堪比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军队,创办了很多自由而现代大学,为民族工业带来了黄金时代,依靠自己的实力收复了外蒙,但却被一只外国人出枪出钱出顾问武装起来,实行一党专制的野蛮军队所消灭!”
——唉,实在是让人无语了……
为什么这一前一后的描绘口径,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究竟哪一边在胡说八道?
怎么说呢?这两边的说法,都不能算是绝对的胡说八道,只不过是彼此的阶级立场迥然相异罢了。
——民国时代的旧中国,对于不同阶级的观察者来说,确实是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区别只在于由什么人持什么立场,从什么角度去看待那个社会。
要知道,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自私的,通常只会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也决定了每个人的思路。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类似例子,在西藏叛乱被平定之后,许多旧西藏奴隶主贵族流亡印度。由于得到了欧美反华势力的财力支持,他们的后裔们有一部分混得不错,在那些“海外人权组织”里面充当宣传喉舌。
前几年,曾经有一位身为旧西藏农奴主后裔的女作家,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的时候,拿出自己的一本作品进行宣传,回忆自己幼时养尊处优的生活,大谈特谈旧西藏的精神生活是如何的崇高淳朴,喇嘛们是何等的圣洁无私,奴隶主们是多么的温和仁慈,贵族少爷们是如何的英俊潇洒,有情有义。而庄园里的那些农奴,在她的笔下总是又懒又馋,整天不肯好好干活,就知道琢磨着如何偷吃农奴主仓库里的食物。
——看到这里我就纳闷了,既然旧西藏是如此的幸福和谐,为什么这些“仁慈”的奴隶主们,在庄稼收获之后,按户头分配给农奴的口粮,总是这么少,以至于每年冬天都要饿死一堆人?
至于那些剥人皮、点天灯、杀人祭天和用少女腿骨做法器的猎奇传闻,这位女作家总是避而不谈,实在避不开了,就说这是多少年传承下来的宗教习俗,“文化背景不同”。要“区别看待”,“尊重地方传统”!
——按照这种说法,日本是否还应该尊重古代盖房子要埋人柱祭神的传统,每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往地基里活埋一个少女下去?
在她的书里,还写了一个反映农奴“忘恩负义”的故事。大致上就是在某一年的冬天,有一个奴隶女娃的家里没有了粮食,全家都快要饿死了,只好偷偷潜入到她家的庄园,偷吃仓库里的食物,结果手脚不够敏捷,被庄园里的打手们给发现和逮住了——于是,她的爹娘兄弟都被活活打碎了脑袋喂狗。
轮到她的时候,被这位当时还是贵族小姐的女作家(或者是她的姐妹之类,记得不太清楚了)给发现了,由于看着这个预定被打死喂狗的小姑娘实在可怜,所以就下令饶了她一条命,让她在庄园里干杂活,也算是赏了一口饭吃。女作家还为此颇为自得,以为这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
谁知过了没多久,西藏叛乱爆发,一队解放军打到了庄园外边。这个奴隶女娃不但没有誓死抵抗来报答“大恩”,反而带头砸死了一个管家,打开大门“投敌”……在这位女作家看来,可真是十恶不赦啊!
以大陆读者的眼光来看,在这位藏族女作家的笔下,基本上就是满篇的颠倒黑白——不劳而获的奴隶主和喇嘛,永远都是正义高尚的完美圣人,而辛苦卖力的农奴和汉人则都是卑鄙阴险的无耻恶鬼。硬是把一个土地贫瘠、环境恶劣、残酷血腥、愚昧野蛮的人间地狱,描绘成了如天堂般美好幸福的“香格里拉”!
偏偏如此荒唐的文字,在西方世界居然还广受吹捧,并且被认为是被共产党掩盖的事实真相!
没办法,经过美国和西欧各国官方的长期宣扬,“西藏应当独立”已经成了大部分西方人心目中不可质疑的绝对真理。大家可以看看龙腾网上的翻译转载,一提起有关中国的话题,就会有许多外国网民马上扯出西藏的事情……按照这些“海外人权机构”的宣扬,西藏人正强烈渴望着回归农奴制的“美好时代”,继续给那些流亡在外的老爷和喇嘛们效劳——在这里就不谈民主和人权,只讲传统了!
总之,请大家明白一件事,这个世界上主要媒体的话语权,目前依然掌握在美国华尔街的大财团手中。
美国认为你幸福,你就是天天挨炸弹、饿肚皮、住难民营、把女儿卖去当雏妓,也是幸福!美国认为你悲惨,你就是人人住洋房、开小车、吃满汉全席,也是悲惨!美国认为你是民主,你就是搞终身执政制、世袭君主制甚至奴隶制,也是民主!美国认为你是独裁,你就是全国一人一票选出来,任期四年不得连任,也是独裁!千万莫要忘记了!
事实上,西方的媒体霸权涉及许多方面,不仅是在国际政治上如此,甚至还包括自然科学的范围!
例如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世界气候会议上,就捅出过这样荒诞的篓子——美英两国说世界气候在变暖,这世界气候就一定是在变暖。哪怕这些从英国某个三流大学拿出的“科学数据”被证明都是捏造的,哪怕大家在百年未遇的严寒之中都快冻死了,这个世界的气候依然一定在变暖!否则就是这个世界出问题了!
(讲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个笑话,传说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英国战败之后,乔治三世国王看到宫里居然还在用富兰克林这个逆贼发明的避雷针,顿时大为恼怒,下令把避雷针的尖端改成圆球状。学者们苦劝说这不符合科学定理,乔治三世怒骂道:我是国王,一切科学定理在英格兰都得听我的安排!
如果把这句话改成“我是美国,一切科学和历史在地球上都得听我的安排!”会不会很贴切?)
回到正题,无论这位流亡者女作家写得再怎么煽情感人,再怎么天花乱坠。青藏高原上那些好不容易翻身得解放的奴隶娃子,不管是否有分裂国家的倾向,恐怕都不会愿意让这些“仁慈的”主子们重返高原,继续将他们剥皮抽筋点天灯,每年饿死一堆人,然后再流几滴怜悯的眼泪,念几句超度的经文的。
——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而笔杆子则被掌握在奴隶主的手里……
放到民国时代,也是一样:对于劳苦大众来说,那是地狱;而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那是天堂!
有人说,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那就说一个最新的例子:印度的新德里有个女教授,家里很有钱,雇了很多个仆人。她在博客日志上写了一篇附有照片的短文,吹嘘自己家对待仆人是何等的仁慈宽厚——具体来说,就是允许仆人在不当班的时候,和她一起在客厅里看大屏幕液晶电视上播放的美国肥皂剧。
但问题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女教授她自己独自坐在沙发上,仆人却必须跪在地板上。而那张长沙发最起码可以坐得下四五个人,旁边还有几张靠背椅……可仆人们却不能坐,因为他们是低种姓族群。
这要是放在我们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你让你家里的保姆有凳子不许坐,只能跪在地板上跟你一起看电视试试看,人家不气死才怪!
然而,就算是这样的人格侮辱,在当今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印度社会,都已经算是宽容的表现。
中国的老板们或许会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氛围很喜欢,但是放在普通人身上,恐怕会愤怒得要爆炸了!
所以说,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二、是谁在怀念民国时代?
上面已经说过,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怀念那个“无比美好”的民国时代?
请大家在这里先看两份工资单:
1918~1919年,青年时代的毛主席曾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而著名海归学者胡适则在北大当教授。
——毛图书管理员的月薪不过8块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却高达240块大洋,两者相差30倍!
事实上,当时的胡适虽然从海外镀了一层金归来,但在北大参加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名声也远不如后世,月薪还不算最高的。同一时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独秀的月薪为400块大洋,相当于毛管理员的50倍——再过几年,北大教授的月薪还要再翻一倍,平均达到500块大洋,而图书管理员的月薪却没怎么上涨。
而更要命的是,胡适教授的240块大洋,一般来说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而毛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却总是被拖欠,直到离职也没能全部拿到手。据说他先后干了半年,最后却只拿了三个月的薪水,相当于减薪一半——我突然明白传闻中毛主席仇视知识分子的原因了……
嗯,此外还有陈独秀主席在日后为什么会右倾投降,而胡适又为什么坚持**立场,也可以从这份工资单上看出一点倪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嘛!
事实上,真正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平心而论,假如我们工薪阶层能够拿到2000~3000元的工资,基本满足温饱、接近小康,那么就算看到某位高级白领能拿十几万的月薪,是自己的几十倍,大家最多也就在私下羡慕一番,只要自己的日子还过得去,就不至于会发展到阶级仇恨的程度。
可问题是,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在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到底有多少呢?
由于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各地物价的变动幅度极大,光是米价就经常上下波动好几倍。基本上是越到后面的年代,通货膨胀就得越厉害。
而且,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的物价水平相差也很大。如果在比较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张冠李戴,用上海的收入去比山西的物价,用20年代的物价去比40年代的收入,用乡下丰收时节的粮米收购价去比大城市工人的收入(可参考《多收了三五斗》),就很可能得出一堆非常荒谬的结果——而这也是当代“历史发明家”们常用的一种移花接木之术。
举个例子来说,前些年,河南乡下的白菜收购价一度跌到一毛钱一斤,让农民们赔本赔得欲哭无泪。可我们有谁在城里买到过一毛钱一斤的白菜?光是运费就有采购成本的好几倍了啊!
同理,如果现在让人拿着上海的收入到青海的西宁去生活,也绝对会非常宽裕,但问题是根本办不到。
回到正题,当毛主席进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民国才建立了六七年,尚未进入最黑暗的年代,大洋的币值还算坚挺。根据《民国经济史》提供的数据,在1919年的北京消费市场上,一块大洋应该可以买20斤米,8斤猪肉,购买力最多相当于如今的40元人民币。
而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只能折合如今的320元,还不够当代很多城市的低保标准。
更要命的是,首都北京又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物价高昂之地,毛管理员的8块银元月薪在湖南老家已经算是高薪,可在北京却实在是不经花——虽然这8个银元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是他在北京除了吃饭,还要吃菜,要买衣服,要交水电费,要买煤球做饭,还要买报纸和火柴、香烟,尤其是还要交房租……
当今的“北漂一族”,想必都对北京的房租之高昂深有体会。而毛主席当年的北京房租水平,虽然没有眼下这般夸张,但同样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现在的320元人民币,在不少地方应该也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有谁能用320元的收入过日子?不信的话,让你到北京拿320元招募一个图书管理员试试看?恐怕就算是兼职的也招不到吧!
而胡教授的240块大洋月薪,却可以折合为当今的9600元人民币,完全够得上现代大学的标准。若是放到那个烽火四起、饿殍遍地的民国年代,更是已经要归为富豪一类了!
很显然,让劳动人民们拿着30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0元,与拿着3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元,绝对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还只是一般的羡慕,而后者就是恨得眼睛都要红了。
——富者有阡陌之田,从来都不是革命的理由;贫者无立锥之地,才是造反的原因!
总之,在民国年间,大学教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大学教授们的工资水平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如此高薪之下,北京的大学教授和讲师们,自然有很多钱去逛琉璃厂,买书籍报刊,买古玩字画,生活充满了小资情调。
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就算是鲁迅这样总喜欢与执政当局闹别扭的刺头儿,教育部门也不曾扣了他的每月300银元高薪。
而这些教授们的职位通常又很稳当,既不像商人那样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也不像官员那样随时可能因为政权更迭而被无故罢免,还居住在治安相对良好的大城市里,不像乡下地主们那样要担心农民抗租、土匪劫掠、军阀勒索,堪称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所以,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让后人感叹不已。
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代,在如今国内的沿海一线城市,大学讲师的月薪通常在6000元上下,副教授8000元,教授10000元。而门卫、勤杂人员的薪水,最起码也有2000元左右。两者仅仅相差3~5倍而已。
对于这样被大幅度缩小的收入差距,广大劳动人民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觉得这些教授的收入已经够高了,更何况在教育机关的编制内,很可能还有分房子之类平常人享受不到的优厚福利。
如果把大学门卫、勤杂人员这些人的收入,压缩到民国年代的标准,也就是原来的10%,月薪只有200元左右,而物价指数不变,福利待遇全无,此外还要时常拖欠薪水……我想他们应该就可以充分体会到当年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里干活时的心情了——“……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摘自斯诺的《西行漫记》)
所以,劳苦大众们就算对当今社会有些不满,也绝对不会怀念那个月薪320元人民币的民国年代。
而当今的很多“砖家叫兽”们回顾历史,却觉得心里非常不平衡——在他们看来,时代在进步,知识应该更受尊重,知识分子的薪水也更应该与时俱进,跟愚民们拉开差距才对!
哪怕是按照民国时代的“落后标准”,他们最起码也该拿2000元的30到50倍,也就是月薪6万到10万才算是合理啊!可现在政府才肯给民国标准的1/10!!真是太不尊重知识分子了!!!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可以很轻松地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而现代的大学教授,想要在北京弄个10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都要几乎买到通州那边的地界上去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当代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待遇,远远不如民国年间的高标准,自然要满腹牢骚,并且无限怀念那个“美好的年代”。而他们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是最擅长玩笔杆子的一类人,自然有本事在笔下“发明”出无数描述民国时代美好之处的“新思维”、“新发现”了。
——正如我们在政治课本上学到的那样,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经济问题!
三、什么是“民国范儿”?
好了,对于当代某些知识分子怀念民国的深层次根本原因,在上一部分已经有了初步的描述。那么,他们有关于提高自身经济待遇的要求,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呢?
……这个……该怎么说呢?尊重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应该是绝对没有错的。
但有一点请大家先弄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尊重怎样的知识分子?
或者说,究竟是哪一类的知识分子,才能给我们这个社会真正地创造出财富和价值?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民国范儿”。大概意思就是说,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
总之,从清朝上溯整个中国古代的那种士子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于民国时代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可惜随着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浮躁,在如今我国的大学里,已经几乎没有那种清高不凡的氛围了。所以,过去那些充满古典中华士人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民国范儿”,实在是我辈信仰空虚的现代人,应当仰慕和借鉴的经典对象!
嗯,这番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点,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是名声如雷贯耳,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们比较熟悉的老一辈科学家,例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因为国内没有培养和扶持优秀科学家的条件,在民国时期也看不出什么很特别的“范儿”——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军阀时代的教授待遇之优厚,大学经费之充足,难道就盖不起一个实验室吗?要知道,20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其所需经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庞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民国前期,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当年BJ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还是文科!
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
总之,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
上帝啊,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明明最缺的就是现代化工农业,最落后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但却偏偏只培养了这么少的一点儿理科大学生,其中很多最优秀的人才还要移民出国,对一个好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有啥用啊!民国的工业要能发展得起来,那才是有鬼了!
那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办得如此不科学?明明国家在工业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设现代化产业的科学技术人才。可是在大学里却把经费向文科极度倾斜,反而对理工科毫不重视?
民国的大学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诞的状况,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事实上,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深入人心,社会上一直都在强烈要求发展实用科学,培养实用人才。
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人才匮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学只要有图书馆和教室,再凑齐了教师即可招生开办。理工科大学却必须购置大量昂贵的教学仪器设备(国内基本不能生产,进口则需要天价)、教育经费要求更高,教师的聘请也极度困难。
因此,在当时想要办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综合性大学,实在是难上加难。于是,很多办学者不得不降低大学设置标准,先把耗资较少的文科学院创办起来。
上面说了在中国兴办理工科大学的客观困难,而另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由于主观方面的不重视。
——在传统上,中国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们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一定要做个类比的话,基本相当于如今的党校。因此自然会更注重于传统文学、政治、法律、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语、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之类的“新式”内容进去,就已经算是符合时代潮流了。
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
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学,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亲英。
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以便于懂得医术的传教士扩大在贫民之中的影响力,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或许是因为德国人的心眼儿比较实,在割占了青岛之后,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德华大学。并且以德国式的严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惜这所学校仅仅办了5年时间,就随着日本在1914年攻占青岛,而从此灰飞烟灭了。
外国人在中国的办学,有着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国初年那些主持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在一轮又一轮西方坚船利炮的猛轰之下,已经明白了西方科学的重要性。但出于传统士大夫的理念,对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触,不怎么愿意把它们放进相当于“国子监”的大学校园之中。
——传统上,中国文人读的是圣贤书,满口的仁义道德,号称以天下为己任,其实却是远离实际的社会生产,喜欢在书斋里做学问,却极度轻视体力劳动和实际建设。哪怕到了建国之后的时代,这些传统文人依然把“两参一改三结合”视作极大的迫害,更不用说“文气风骨”尚存的民国年间了。
例如民国时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文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至于理工之类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
他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全错,毕竟近代的德国就曾经这么搞过(后来改了)。但问题是,当时北洋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
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依然延续着过去清朝的旧思维,普遍把BJ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才行。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那些读书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们,就和民国年间的大学生一样,经常做一些集体请愿或者集体抗议的事情,甚至还有骂皇帝的,很类似现代西方国家的示威游行。例如康有为这位GD举人,就在甲午战争期间搞过“公车上书”,一度拉起了上千名进京赶考的举子共同行动。
而对待这些未来的官僚成员生力军,不管是再怎么专制腐朽的朝廷,也都总是表现得异常的宽容,一般都会派出重臣耐心劝解,最多就是惩处几个带头的人,几乎从来没有过查封国子监,把师生尽数下狱的疯狂举动——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朝廷官员,如果过分地得罪了,岂不是就要担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账?
相反,要是闹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血腥镇压没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中,面对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这些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还是说他们没头脑?
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比如说鲁迅,他认为不事生产的知识分子独自富裕,是很耻辱的;有人却觉得这才是知识分子应当享受的待遇——没有人民的苦难,哪有士子的享乐?例如说胡适。
在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适的理论。
大家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党不肯花钱搞现代化建设,构筑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识地组织了大批国学宗师和考古学家,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号称要以此来提高民族荣誉感……不知老百姓会怎么想?恐怕只会大骂政府昏了头本末倒置吧!
所以说,北洋政府投入仅有的经费,养了一群窝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国学大师”和“留洋高材生”,却无视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领域……这样只重视“贵族教育”的“民国范儿”,难道就很好?
在此摘录一本杂志《翻阅日历》当中对“民国范儿”的一个定义:“……如果非要定义“民国范儿”的话,我想,或许可以用‘贵族精神’来指称……第一是‘自尊精神’,第二是‘讲求原则’,第三是‘保持低调’,第四是‘淡薄名利’……”
上面的这些描述不能算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我只要写写文章上上课,就能跟这些大师们一样每月收入10万以上,还有大笔稿费和版税进账的话,那么我想我应该也可以变得很有“民国范儿”……
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真相
说真的,在这方面,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方针,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强一些,至少搞过几个科学研究所。而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果夫,还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为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
尽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强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战前夕,国难当头的时候,全中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原子弹”。
总之,民国的教育界有学术自由,有先进的治学理念,有国学大师,有“民国范儿”……就是没有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也没有诞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
有人说,你这是人文科学无用论的错误倾向,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些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也从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饱饭啊!
可问题是,上述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书立传的时候,法兰西也没有堕落到民族危亡的关头啊!
虽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诸位民国大师们之中,也不乏正气凛然,令人敬仰之辈。而他们的思想启蒙,同样对社会发展很有意义。但是,相当一部分很有“民国范儿”的家伙,却是在一个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横行、工业基础全无,战乱频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在一个生与死,血与火的动荡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义完全抛到脑后,反倒是站在亡国灭种的悬崖边上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讲究什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资情调,例如说鸳鸯蝴蝶派……
唉,我该说这是冷艳高贵,还是醉生梦死呢?
相对而言,似乎还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裤子也要爆原子弹”的悲壮豪言,更能让人感到折服。
——优雅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如果为了追求优雅,而践踏和遗忘了民族存亡的大义,那么所有的优雅都是可耻、可憎,也是可怜的,宛如南朝陈后主那曲哀婉的《后庭花》。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饥荒、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在这种背景之下,不管是以什么理由挥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优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谈什么民国风和民国范儿,更是非常搞笑的。因为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
如果说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种种腐朽做派,多少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安静无事,并无开拓进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乐的话。那么民国年代诸位文化人的小资生活,就正好应了明末陈子龙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
其实,对于胡适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大师们来说,只要走出北平、上海这些大城市,走出他们的校园、书斋和沙龙,就会看到真实的中国,可惜大多数民国范儿都看不见,而看得见的人则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党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中华儿女回来建设祖国,乃是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文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
很显然,不管这些大师们再怎么擅长摇笔杆子、妙笔生花,也画不出工程蓝图啊!
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显然就是要热火朝天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建立起民族工业体系。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之下,究竟是科学家、工程师更重要,还是国学大师们更重要?
公平地讲,许多民国文人对于中国革命都是有贡献的,他们用自己的笔为中国人进行了思想启蒙,揭露了旧社会的虚伪和罪恶。可是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也应该算是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到了和平建设的年代里,那些曾经立下过无数战功的解放军人们,纷纷放下枪杆,拿起铁锹和榔头,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但很多文人的脑袋却转不过弯来,不愿意走出书斋、停下笔杆,去做一些社会上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说到乡下扫盲、普及基础教育之类。
而当时的中国穷困至极,百废待兴,还有朝鲜战争的巨大开销,实在是养不起一帮小资情调的文人了。
于是,就发生了让“百岁学者”周有光感到义愤填膺的一幕:1953年,上海实行工资改革,对待收入最高的大学教授和银行工作人员,取消原来待遇的80%。100元改为20元;200元改为40元;300元改为60元。周有光对此愤愤不平地骂道:“……民国年代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都高于今天……工资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穷化!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承认中产阶级,把中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后来还掀起‘反右’运动,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认中产阶级……”
拜托!这说法是多么的荒唐啊!想要给社会制造出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有哪个国家是靠给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大幅度加薪来实现的啊!而是要大家自己想办法创业,自己赚钱啊!
举个例子来说,当今只有1100万人口的希腊,在21世纪初加入欧元区之后,以为傍上了大靠山,硬是养了100万吃财政饭的公务员,自以为搞成全民中产阶级的“完美社会”了。结果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如今的希腊都变成什么模样了?说国将不国都是轻的!、
希腊还有欧盟这个大款可以傍,中国又该去傍谁?只能靠我们中国自己!
像是有本事搞发明创造,让全中国老百姓吃饱饭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不要说给他发10万的月薪,就是发100万的月薪,人民大众也会认为是应得的。而那些只会发几篇酸文的“公共知识分子”,发8000月薪都让人感觉太多——你的这些文章早就另外给过稿费了!
在我看来,假如现代的这些“砖家叫兽”觉得生活不够宽裕,嫌钱少的话,那你就去出书写文章,赚稿费和版税啊!如果当真能够写出什么畅销书,甚至进一步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甚至网络游戏,月入几十万上百万的话,想来也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愤愤不平,正如同当今社会看待那些成功企业家一样。
当然,建国初期的文人们估计没有出书的渠道,也没有买书的市场。但当时全国人民都是那样的穷困,凭什么要让你们过着人上人的日子,而不是与全国老百姓同甘共苦呢?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奖金事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保险业巨头aig因经营困境,累计接受超过1700亿美元政府救助。但公司领导在得到政府救助之后,竟然不是首先想着如何弥补亏空,挽回客户的损失,而是拿出巨额款项给公司高管人员发奖金!
此事一被揭发,顿时引起民众的一片讨伐声——你们aig先是亏光了我们存进去的钱,然后又要政府拿我们缴纳的税赋给你们填窟窿,最后还不肯填账上的窟窿,而是要把钱揣进自家腰包里拿走……最后,诸位只会亏钱的银行高管们,在无数愤怒公民的暗杀威胁之中,总算是勉强放弃了这笔不合时宜的奖金。
所以说,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艰难年代里,诸位民国大师们如果依然要求政府拨出巨款,给他们这些对实际建设工作没有多少裨益的文人,发放那么高的薪水。那么从本质上来说,他们跟华尔街aig的高管们,在公司亏本倒闭的危急关头,依然强行用老百姓的税款给自己发巨额奖金,又有什么不同呢?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中国教育界一直秉承“重理轻文”的基本方针,要求大家“学好数理化”,最后甚至出现了“工程师治国”,也就是几乎整个国家领导团体都是工程师出身的现象。故而教育资源和经费一直都在向理科倾斜,自然让心气甚高的文科教授们感到愤愤不平。
偏偏这些人又是最会挥笔写文发表观点的,所以随着思想管制的放松,社会上就开始出现奇怪的言论,例如说民国时代是被我党宣传部门妖魔化的,其实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而共产党又是何等的罪恶滔天,把全部有骨气的中国人杀光,从精神上阉割,让君子们欲做隐士而不可得……最后甚至说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种种善,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被大规模玷污,大规模失传了……”
——当文人墨客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严重对立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充斥着无数荒谬不经的奇谈怪论。
事实上,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这些霸占舆论话语权的文化人们,从来都是只敢在软弱的皇帝面前表现得很有节操和骨气;对中国人民则是趾高气扬,作威作福;但是到了军阀和异族侵略者面前,却是一个个奴颜婢膝、谄媚无比,什么节操都丢到爪哇国去了。譬如明末的东林党,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
对于这些“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传统文人,我们中国老百姓栽的跟头已经够多了。一直要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各种批判之后(确实是有些矫枉过正),90%以上的中国人这才知道,那些牛气冲天的文化人,其实也只是会放放嘴炮而已,否则还真以为他们是神仙,是菩萨,是文曲星,是冒犯不得的呢。
所以,在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的那段年月里,我们真正应该重视和歌颂的知识分子,是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邓稼先、袁隆平这些科学功臣,而不是那些民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学大师”——前者是开拓进取,后者是墨守成规——所谓“共产党不重视知识分子”的说法,不过是一帮在现代化建设年代里被边缘化的文人墨客,在感到内心失落、囊中羞涩之余,在笔下歇斯底里爆发出来的怨念产物而已。
当然,在那个疯狂的十年里,理科知识分子同样也受到了严重迫害,这是不容否认的。但问题是,这些文化人们在建国初期的各种“反动倾向”,同样也是真的。反过来说,如果真的让这些代表“社会良心”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发泄出了心中郁结的怨念,那么对于国家来说,往往就意味着一场浩劫。
这在前苏联就有过最惨痛的案例——那位写了《古拉格群岛》,被誉为“俄罗斯的良知”索尔仁尼琴同志,整天鼓吹着要捣毁腐朽冷酷专横的苏联体制,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接下来就必然会迎来一个民主繁荣的新时代。
可这场巨大变革的结果,却是苏联解体,民不聊生,腐败横行,从超级大国跌落到内战国度的深渊,整个国家被“去工业化”,厂房成了废墟,真的快要倒退到“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程度,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了——斯大林同志那么多个“五年计划”统统都白干了……如果索尔仁尼琴还有点良心的话,就真的应该朝北冰洋里一头跳进去,以此向被他忽悠惨了的两亿多苏联人民谢罪。
——那些整天吹嘘自己有良心的人,实际上往往就是最没良心的。
切记,文化人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从来都没有权力把“知识分子”这个团体给“被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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